印光大師年譜

(文鈔應世之時期1912∼1929)

 

沈去疾居士編著

 

公元一九一二年

公元一九一三年

公元一九一四年

公元一九一五年

公元一九一六年

公元一九一七年

公元一九一八年

公元一九一九年

公元一九二0年

公元一九二一年

公元一九二二年

公元一九二三年

公元一九二四年

公元一九二五年

公元一九二六年

公元一九二七年

公元一九二八年

公元一九二九年

 

公元一九一二年  壬子  民國元年    五十二歲

 

在普陀法雨寺晤高鶴年。高氏恭敬開示。大師曰:「六祖言:『於一切時,自淨其心』可能否?如其不然,不可沈空守寂,即須廣學多聞,識自本心,達諸佛理,和光接物,無人無我,直至菩提云云」(一)。高鶴年居士臨行攜去大師之佛教論文四篇至滬,登刊於《佛學叢報》。署名「常漸」(二)。大師約高氏同至通慧庵昱山法師關房暢談諸家淨土文。

 

(一)見《紀念文集•印光大師書傳跋》,及《三編•與高鶴年居士書》,信後附有《覺有情》編者陳法香題識。

 

(二)據《苦行記》:「狄楚青居士發心辦《佛學叢報》。余至海上索師文稿,編入叢報,師用『常漸』之名,『印光』二字,無人知也。」

 

淨土法門普被三根論(見《增廣》第二卷)

 

淨土決疑論(見《增廣》卷二『論』第一頁)

 

宗教不宜混濫論(見《增廣》卷二『論』第九頁。文中括弧內注文乃大師原文中所附自注,用小字添於原文句後者。)

 

佛教以孝為本論(見《增廣》卷二「論」第十二頁)

 

如來隨機利生淺近論(見《增廣》卷二「論」第十三頁)

 

公元一九一三年  癸丑  民國二年    五十三歲

 

四月初八日,作《與高鶴年居士書》(一)。

 

(一)見《三編》上冊卷一第四四頁。

 

按:函中所云「去秋蒙閣下攜至上洋,錄出四論以登叢報」即指高氏於民國元年攜去之四篇佛教論文。此函後但署 「四月初八日」。信後附有《覺有情》編者陳法香的題記。陳法香將此信考證定為「民國三年」所寫,誤也。茲將陳氏題識引錄於下:

 

(陳按):印光大師隱居普陀山,初無人知。高鶴年居士遊山,乞其論文四篇。一,《淨土法門普被三根論》;二,《宗教不宜混濫論》;三,《佛教以孝為本論》;四《如來隨機利生淺近論》。皆登於上海狄平子居士創辦之《佛學叢報》。其第一篇署名「常漸」,登於《叢報》第九期,係民國三年陽歷二月十五日,即民國二年陰曆九月初二日出版。其第二篇亦署名「常漸」。第三、第四篇則署名「普陀僧」。此三篇則於《叢報》第十期登出。此四篇論文可謂印光大師初轉法輪。從此龍天推出,大放光明矣。承鶴年居士出示右書,未舉年份。書中所云「去秋蒙閣下攜至上洋,錄出四論,以登《叢報》。」則右書確為民國三年陰曆四月初八日所寫。此書極有佛教歷史價值,未見於正續《文鈔》,爰付本刊,以公諸世。

《覺有情》半月刊編者陳法香謹識   

 

按:陳氏將此函定為「民國三年」是弄錯了。高鶴年至普陀取去論文四篇,時在民國元年。《永思集》之「行業記」、「苦行記」,釋東初《中國佛教近代史》等,俱有一致明文記載。印光法師後於民國十二年「復卓智立」書中亦清楚記載:「及高鶴年居士於民國元年至法雨寺訪晤,紿去數稿,刊登於《佛學叢報》,始漸接物。」則此信寫於民國二年(即公元一九一三年)無疑。決非民國三年。(以印祖原函有「去秋」兩字。)

 

公元一九一四年  甲寅  民國三年    五十四歲

 

與狄楚青居士(一)晤於浙江普陀山。提議狄流通《揀魔辨異錄》。狄氏返上海,乃將是書石印一千部(二)。

 

(一)狄楚青(?——一九四一),名葆賢,字楚青,一字平子,又號「平等閣主」。維新派人士,近代佛教學者。江蘇溧陽人。早年與康、梁觀點相近,主張變法。與譚嗣同等遊,過從甚密。「戊戍」後,逃亡日本。一九00年歸國,至滬,入唐才常發起之「正氣會」。後唐才常等赴漢口創設「自立軍」,狄則留滬任聯絡,籌措糧餉、軍火,以為策應。事敗,唐殉難。狄氏二次出亡日本。後歸國集資經營新聞出版事業。一九0四年,於滬創《時報》。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於滬辦《佛學叢報》,設「有正書局」。曾推薦月霞法師至滬弘法,創華嚴大學。一九三一年,與葉恭綽等發起影印宋版《磧砂藏》於滬。其於佛法,初則篤信淨土,後皈依常州天寧寺冶開禪師,經其指點,始得大悟。夫人汪氏觀定於禪亦頗有悟解。生平好詩詞書畫,著有《平等閣詩話》。著作另有《平等閣日記》,詳載學佛心得及因果輪迴故事。八國聯軍入侵北京,對中國文化之掠奪、摧殘;狄氏亡命東洋,輾轉朝鮮,經遼寧、瀋陽至京,沿途所見聞國人悲慘景象,《日記》中亦有載錄,故具史料價值。

 

(二)《三編》卷一上冊第十頁「復如岑法師」:「民國三年,狄楚青來普陀。光勸伊流通此書,云:當向諦公處請其書。伊云:『我有。』問從何而得?云『在北京爛貨攤買的。』伊回申,即付印刷所,照式石印一千部。以八部送光。」

 

公元一九一五年  乙卯  民國四年    五十五歲

 

仍在普陀山法雨寺。

 

是歲高鶴年在終南山營修僧尼普同塔、念佛堂。且擬造大覺精舍茅蓬,預備迎請大師返陝。

 

公元一九一六年  丙辰  民國五年    五十六歲

 

三月,王一亭居士至普陀山拜謁大師,始皈佛門(一)。

 

(一)見《圓瑛大師年譜》第一一四頁。

 

公元一九一七年  丁已  民國六年    五十七歲

 

是歲作《與徐福賢女士書》(一)。

 

徐蔚如(二)居士得「與其友」三函印行,題曰《印光法師信稿》(三)。

 

三月四日,復丁福保居士書一(四)。

 

四月十八,復丁福保居士書二(五)。

 

六月十八,復丁福保居士書三(六)。

 

夏,與徐福賢女士書。秋,津京水災。高鶴年與滬上諸居士合組佛教義賑會。復至普陀山與大師會晤(七)。

 

陝人王典章專程至普陀法雨寺謁師。大師與之深相投契。王住居二星期,日必數面,且同食焉。某日五、六時未晤,大師忽以一函示王,乃復徐福賢女士書也。及王下山歸,大師送之,且曰:「君年已漸老,若研究佛學,恐不可能,只好塌實念佛,以求往生極樂,方不負我倆人相見因緣。」(八)

 

六月廿三,復丁福保居士書四(九)。

 

七月初五,復丁福保居士書五(十)。

 

十一月初二,復丁福保居士書八(十一)。

 

(一)(《與徐福賢女士書》見《增廣》卷一「書」第五一第五四頁)

 

按:《增廣》正編《文鈔》中,唯《與體安和尚書》一篇有明署年月日期可稽。此《與徐福賢女士書》之寫作日期乃據王典章居士所記考得。閱大師紀念文集中陝人王典章文,始知大師此函乃作於民國六年,即公元一九一七年夏季也。此信至為重要,如「欲得佛法實益,須向恭敬中求,有一份恭敬,則消一份罪業,增一分福德;有十分恭敬,則消十分罪業,增十分福慧」諸語,即源出此,皆大師誨導之名句也。當己巳仲夏,余困殆病業,自以為世壽將終,然亦不欲人知之也。乃往辭湧淵老居士。湧老為余說法開示,中引數語,精妙之至,頓啟心扉。敬問此數語是前代何位菩薩或高僧大德所言。湧老居士云:此乃《印光大師文鈔正編》中所說也。大師文鈔余早年即有之,然藏諸簏底,未之閱也。歸而檢出,閱至「斷斷不可遠離家鄉,出家為尼」等語,誦之,禱之,拜之,不覺汗津津,淚涔涔,而恍然若夢回也。深信苟非菩薩乘願而來,焉得有此等語哉!余之歸心淨土,服膺印光大師,乃至發心編纂大師之年譜,此亦其緣起之一所在耳,故為之記。

 

(二)徐蔚如(一八七八——一九三七),近代佛教居士、刻經家。名文霨,字蔚如,號藏一。受其母信佛熏染,始研習佛典。皈依諦閑法師後法名「顯瑞」。一九一八年集印公文稿書信出版《印光法師文鈔》。復又創立北京刻經處、天津刻經處等,以流通佛典為己任。所刻經尤為精湛者,則推《華嚴經探玄記》、《華嚴經搜玄記》、《華嚴綱要》。一九三七年,日寇侵佔華北,徐氏與天津佛教居士籌辦難民婦孺臨時收容所,收救難民,未幾病卒,享年六十。

 

(三)見《行業記》:「逮民六年(師五十七歲),徐蔚如居士得與其友三書,印行,題曰《印光法師信稿》。」

 

(四)見《三編》卷一上冊第五九頁:「白衣咒,未見出處,想菩薩俯順劣機,夢授之類也。然以至誠心念者,無不所求皆應,有願必從。......俗念增數句,乃祝願之詞,有亦無礙。」按:「白衣大士神咒」即「白衣咒」,《大藏》密部未列此咒,但《大藏》內《法苑珠林》第六十卷《咒術篇》,第六十八「咒術部」有此咒文。名「隨願陀羅尼」。《法苑珠林》一書成於唐初,顯然唐代以前,此咒已廣泛流傳,靈感非凡。今恭錄於左,誦者可日與《大悲心陀羅尼》並持之。

 

白衣大士神咒

 

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。三稱三拜

 

南無佛 南無法 南無僧 南無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怛只哆 唵 伽羅伐多 伽羅伐多 伽訶伐多 伽羅伐多 羅伽伐多 娑婆訶

 

天羅神,地羅神,人離難,難離身,一切災殃化為塵。

 

南無摩訶般若波羅密。

 

丁福保(一八七四——一九五二),字仲祐,別號疇隱居士。生於無錫,原藉江蘇常州。著名佛教居士、職業醫生、藏書家、出版家。二十二歲入江陰南菁書院,翌年考取秀才。一九0一年,至蘇州東吳大學堂學醫及數學,次年又考取上海東文學堂學日文。一九0五年閱讀釋氏語錄,續又結識楊仁山居士,得聆佛法要義。一九0八年起,在滬行醫,並創辨醫學書局,刊醫書。一九一一年以後長居上海,繼續行醫,刊行書籍。且參與地方之公益事業,於弘揚佛教尤有貢獻。一九五二年病故。丁氏一生編撰甚富,著作等身。先後編纂譯著有:算學書十種;健康長壽法書廿六種;文字學九種;文學詩詞學八種;古泉學八種,醫學七十五種;雜著九種;德育十種;道學二種;佛學三十四種『在其所編著之佛學書籍中,較著名的有:《一切經音義提要》、《翻譯名義集新編》、《佛學精華錄箋注》、《六祖壇經箋注》、《六道輪迴錄》、《佛學指南》、《佛學起信論》及《佛學大辭典》等。

 

(五)見《三編》卷一上冊第六十一頁。

 

(六)見《三編》卷一上冊第六十三頁:「今寄《印光文鈔》一本,祈垂麈政。此鈔係海鹽徐蔚如排印施送者。.....今春三月末,持三十本至山訪光,又將其餘蕪稿一併要去。擬欲將己印未印一併編輯,刻諸棗梨。」按:此《印光文鈔》乃大師文鈔最早刊本,只分兩冊,非今之四冊本《增廣文鈔》正編。

 

(七)見《苦行記》:「民國六年秋,京津大水為災。滬上狄楚青、王一亭、程雪樓諸居士電囑下山救濟。又接師及諦老函,謂救災即是普度眾生,亦是保護佛法。故此出山,將自了之念拋棄。時天寒地凍,大雪封山,冒險便道京津勘災,事畢,南下隨到滬上。狄楚青、虞洽卿、王一亭、程雪樓、應季中、朱葆三及盛府諸居士,合組佛教慈悲義賑會。推余往各處勸辦分會,負擔總務及查放事。余先到寧波,觀宗諦公發心允設分會。隨至普陀,師與了清方丈招集錫麟堂了餘上人、長庵老當家、佛頂文質和尚及諸山長老,說明北方賑災救濟事。設分會於普陀,隨緣樂助。次早,師辦陝西小米粥油餅賜食早餐,並談某某老先生來山請皈依我,我決不准,並送香金,分文不收云云。余再三頂禮勸師。如有真正發心請求者,務說方便皈依。普度眾生,適合佛祖遺風。如違常住之規模,余向老當家及方丈請通過。師始含笑點頭允之。師云:我僅存拾元,取出交汝帶滬。余再四不收(縱然有款,理應送交分會),告別。師囑賑事畢來山休養。(《永思集》第二十頁)

 

(八)見《紀念文集》載王典章《印光法師圓寂感言》:「民國六年夏,余解組粵海道尹,返至上海,晤雲南王采臣先生人文,新從普陀歸來。謂:「該山有印光法師,為君之同鄉,虔修淨土,回己甯y。」余久聞普陀名,因動往謁之念,搭舟以行。次日到山,直趨法雨寺,夕陽己西下矣。投剌求見,寺中知客謂時己晚,約以明朝。再三請其轉達,師即出現,隨同晚餐。傾談之下,深相投契,設榻樓上。余住居兩星期,日必數面,且同食焉。寺僧無不異之。以師每遇同鄉,只見一面,或留一飯為止。深訝余之破格也。次晨邀余參佛,拜跪稍快,即正色曰:「禮佛須恭敬,不可草率。」余謹服其言。乘間問佛與儒教,比較如何?良久答曰:「佛教能包括儒教,儒教不能包括佛教,蓋以儒教係世間法,佛教乃出世法。合過去、現在、未來而為一者也。」余初疑之。及閱師文鈔,漸有所悟,然尚未深知也。一日,五、六時未晤,師忽持一函相示,乃《復徐福賢女士書》也。女士求來山皈依。師以女人不可入山,宜在家修行。洋洋數千言,反覆開導,字字珠璣,苦口婆心,一洗尋常習慣,心折益深。山中名勝,師偕余遍觀。一日乘山兜依巖行,下臨巨海,驟遇颶風,師大聲念佛,履險如夷。行至佛頂山,有觀經僧家十餘人,當面請示,師一一解釋,如數家珍,毫不思索,余更為敬服。法雨寺藏經樓,藏有新舊全藏兩部,師一一校正。所有錯誤,均以硃書另注於旁。余擬請人抄出。名曰《印光法師全藏校勘表》,此願迄今未償,思之輒為遺憾。迨余下山,師送余曰:「君年己漸老,若研究佛學。恐不可能。辦好塌實念佛,以求往生極樂。方不負我兩人相見因緣。」此返滬,以師與徐女士書示內子。詰趄余起,內子己在室中設佛位念佛矣。

 

七年,余寓蘇州,師每赴揚州刻經,必赴余家。十一年夏秋之間,江南北大水,當道邀余赴南京主持振務。師至喜,告余曰:「夫人請皈依,即在君家佛堂為之說法。」責余念佛不及內子之虔。時余在南京,與妙蓮、心淨兩和尚及魏梅蓀、龐性存諸居士,議在下關三汊河買方氏地為放生池。師極贊成,助洋兩百圓。厥後購地至四五百畝,築九放生池,附設慈院,並建法雲寺為念佛清淨道場,皆師提倡之力也。十九年,師移錫蘇州報國寺閉關,當往謁,談輒移時。各方來皈依者,告以念佛方法,及三皈、五戒、八苦、十善諸法,殷殷開示,惟恐人之不曉。余戲問曰:「師對人開示,余聞之熟悉。」師曰:「居聞雖熟,他人只此一次,故不能不詳盡。」誨人不倦,可見一斑。余家大小,依次皈依,余亦懇求,師曰:「君與我為方外老友,宜皈依佛,不必拘此跡。」但余之心,則不啻皈依焉。

 

「九一八」事變後,余擬返陝,往商,師曰:「歸家良是,但中國之禍,不知何時方休耳!」厥後每到蘇,即時時往謁,輒不令遞去。二十六年,余赴京呼籲和平,至蘇流連十餘日,無日不見,見即言世界之禍,恐從此開端。余辭歸,依依不捨。後寺僧告余曰:「君去後,師投身關門外,望君不見,始己。」誰知此別、竟為永訣之日,可不痛哉!(《紀念文集》第一一0頁)

 

(九)見《三編》卷一:「十念一法乃慈雲懺主為國王、大臣政事多端無暇專修而設。又欲其立書一口氣為一念之法,俾其心隨氣攝,無從散亂。其法之妙,非智莫知。但只可晨朝一用,或朝暮並日中三用,再不可多。多則傷氣受病。切不謂此法最能攝心,令其常用,則為害不小。」「念佛聲默,須視其地其境何如耳。.......其功德唯有專心至志,音聲猶屬小焉。」「光於此數則,曾頗費研窮,去歲得一巧方便法,書示知己,皆同讚歎.....其法在《印光文鈔》第四十五紙第八行下,祈檢之。」(見《三編》第六十四頁)

 

原書按:檢《增廣》第一冊第四十五頁中並無大師所示方便方法,豈大師所指文鈔本乃《增廣》前更早之版本歟?

 

(十)見《三編》卷一上冊第六十七頁。

 

(十一)見《三編》卷一上冊第八十四頁。

 

與徐福賢女士書(見《增廣》卷一『書』第五一—第五四頁)

 

公元一九一八年  戊午  民國七年    五十八歲

 

仍在浙江普陀山法雨寺。

 

正月廿五日,復丁福保居士書九(一)。

 

元月廿五日,復丁福保居士書十(二)。

 

正月廿八日,復丁福保居士書十一(三)。

 

二月初七日,復丁福保居士書十三(四)。

 

二月廿八日,復丁福保居士書十四(五)。

 

五月廿一日,復丁福保居士書十五(六)。

 

七月廿六日,下山往揚州,欲至揚州刻經院刻印經書。因初次出山,人地生疏,請高鶴年居士陪同。至滬,覓得一最冷落小廟——天臺中方廣下院住宿。由高氏介紹,大師與狄楚青、程雪樓、王一亭、陳子修、鄧心安諸居士會晤,廣說淨土因果等事(七)。

 

十月十五日,復高鶴年居士書二(八)。

 

是歲春,徐蔚如(文霨)以歷年搜訪所得之大師文稿二十二篇印於北京,是為《印光法師文鈔》初編。徐氏本年再至浙江普陀山拜謁大師,獲稿頗夥,並承知友錄稿見寄(九)。

 

(一)見《三編》卷一(上冊)第八十六頁。

 

(二)見《三編》卷一(上冊)第八十九頁。

 

按:此函信末注「民七元月廿五」而前「復丁書九」後注「民七正月廿五」。然觀其內容、語氣,則兩書絕不似同一日所寫,必有一誤在焉,始並仍之如舊。印光法師在此函中特地指出:《慧命經》乃是外道煉丹之書。辟之甚詳。甚至《慧》書引證《法華經》時,竄改經文中一字,改「餘」為「除」,亦被大師發現指出。大師自述云:「此書光初出家時看過。」可見其學問之淵博,知見之純正。釋迦佛曾誡弟子曰:「外道書可看不可信。」若夫蕓蕓眾生,學佛根基未定之人,以不看為妙,而況其餘未聞佛法者耶!至於有以外道之術、書,剽取佛經中一言數語,遂妄標之曰「佛家功法」者,則閱者尤宜小心。

 

按:《慧命經》為清代柳華陽著。柳華陽,約生於乾隆元年(公元一七三六)。其自稱:洪都(今江西南昌)之鄉人也。幼而好佛,先在皖水雙蓮寺出家落發,後又受伍守陽內丹秘旨,自稱道教北宗龍門派第九代。

 

(三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九十二頁。

 

(四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一00頁。

 

(五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一0一頁。

 

(六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一0四頁。

 

(七)見《永思集•苦行記》:「民國七年夏,余賬畢返申。師以初次出山,人地生疏,函約往揚州刻經。以經資不敷,意在隨緣而不募緣,邀余相助。余隨至普陀,同師到滬,余擬到海潮寺或玉佛寺掛單,師堅不允,曰:『你的熟人太多,人家要客氣辦齋。你我是苦人,何必苦中求樂!又要化費錢文,消耗光陰。』於是再四思維,覓得最冷落之小廟——天臺中方廣下院。二人住四日,共費伙食費二元(中方廣下院是照禪上人所開,乃興慈法師之師,余朝台時相識也)。由余介紹會晤狄楚青、程雪樓、王一亭、陳子修、鄧心安諸居士,廣談孔、孟諸家歷史及淨土因果等事,另有善信等多人,欲送香儀禮物,師卻之。到揚寓萬壽寺,開示於人,皆言信因果報應,老實念佛而已。余返里掃墓,復回揚城,送師返申,師仍回普陀。」

 

(八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四十五頁。

 

按:大師於此函中婉轉勸導高氏放棄赴雞足山之行。所云:「惜有限之精神,辦末後之事業。其老年人第一要緊著子也。」

 

(九)見《增廣》附錄徐文霨跋語,第四冊卷四。

 

公元一九一九年  己未  民國八年    五十九歲

 

元月廿一,復謝慧霖居士書(一)。

 

永嘉周孟由居士(號念佛居士)兄弟奉庶祖母登山,再三懇求,必請收為弟子,師至此,觀察時機,理難再卻,遂為各賜法名。此為大師許人皈依之始(二)。

 

是年秋,徐蔚如居士又以錄存各稿三十八篇印為大師文鈔續編。冬,徐氏復應緇素之請,與商務印書館接洽,重付排印(三)。

 

三月廿五,復丁福保居士書十六(四)。

 

五月十五,復丁福保居士書十七(五)。信後附戒鴉片煙方及有關書評數則(六)。

 

六月十九,復丁福保居士書十八(七)。

 

十二月初四,復高鶴年居士書三(八)。

 

經高鶴年介紹大師與上海南園簡氏兄弟晤識(九)。

 

(一)見《三編》卷二第二八三頁。

 

按:此信後但署「元月廿一」而無年份。其信端有云「光自去年以料理刻經事,故於七月廿六日下山往揚州,順便至滬、蘇、金陵」,及信中有關刻印《安士全書》之語。印光大師於一九一八年(民七)初次出山,由高鶴年陪同,由此推知此信寫於民國七年之後一年。

 

(二)見《永思集》「行業記」。

 

(三)見《增廣》卷四附錄徐蔚如跋。

 

(四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一0五頁。

 

(五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一0六頁。

 

按:此函後有印老「又及」一篇,痛陳鴉片之禍害不能盡言。又提及有友人自哈爾濱來,彼處大開煙禁,了無畏忌等。後附大師親錄之戒煙絕妙神方,及詳細制服方法。其方只藥三味,且絕對不准加減更動:

 

好甘草 半斤;川貝母 四兩;杜仲 四兩;此戒煙神方及說明並載於以後民國九年(公元一九二0)刊印出版之《印光法師文鈔》第四卷末後附錄中。此處信中專為提出,詳盡介紹。蓋因丁福保乃醫師兼一大出版家,故冀借彼之力以之更廣流通於世。大師慈悲利人,普濟眾生之心,固一時一刻未嘗稍有忽懈也。

 

(六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一0八頁。

 

按:丁氏將出版之數種有關佛教之書籍寄呈於大師,請為厘正。大師遂一一與之指明抉出,間亦有論及梁任公佛學造詣者,謂其心粗膽大。又謂其「文章蓋世,聰明過人,惜於佛法未深研究,但依日本人所論者而敘之,故致雖無大礙,頗有不合宜之論間次而出也。」又對丁氏提出忠告:「梁公如是,閣下亦如是,皆由急於成書,未暇斟酌之所致也。」

 

(七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一一二頁。

 

(八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四十七頁:「七月,因往揚州刻經,至滬上書局詢之,言已往泰山修茅蓬去。」「前年勸應季中出資刻《辨異錄》,由不太平,遲至今秋方至藏經院,委託該院主人代理。先刻《揀魔辨異錄》,次刻《三十二祖傳》。二書皆世宗遺著,皆應季中出資刻。次刻《安士全書》,此書乃朝邑劉門村劉芹浦避難來申,發心出資。「待至明年四月,當復往揚州,料理其已刻成者印送,未刻成者校對。」

 

(九)見《永思集•苦行記》:「民國八年,余賑湘賑畢,到滬,師復邀往普陀商談印經之事。須同到申,余介紹往南園與簡氏弟兄諸居士相見。師說淨土法門及因果報應事,簡氏兄弟及諸居士遂發意供養千餘元,正好填還刻經之資。」

 

公元一九二0年  庚申  民國九年    六十歲

 

徐蔚如繼上年《文鈔》印行後,復有增益,於上海商務印書館出鉛印本,於揚州藏經院出木刻本(一)。

 

大師偕周群錚居士等遊杭州,范古農居士拜謁(二)。

 

有數弟子在上海排印《印光法師文鈔》,向大師要求附刊照片、小傳。大師堅決不允,斷然制止。且謂「如此則並《文鈔》亦決不許印。」遂止(三)。

 

復高鶴年居士書五(四)。

 

高鶴年由雲南返滬,至法雨寺,晤大師談數晝夜(五)。

 

(一)見《增廣》卷四附錄徐文霨跋:「復經張君雲雷廣為徵集,並霨續搜之稿,共增三十四篇,由周孟由,朱赤萌,黃幼希三君合初續兩編,按類編次,詳為校刊,較前兩所印尤完善矣。書成,謹記緣起如是。庚申仲冬,浙西徐文霨敬識。」

 

(二)據《永思集•我之紀念印光大師》錄范古農:「民國九年,大師偕周群錚等居士遊杭,農謁之於常寂光,始睹德容。」按:周君錚,永嘉周孟由之弟也。

 

(三)見《三編》卷二第四四二頁《復李慧實書三》:「民國九年,有數弟子於上海排印文鈔(十年正月出書,係二本之《文鈔》),即以照片、小傳請。光謂:」如此,則並文鈔亦決不許印。「遂止。汝不知此事,故為汝說,以免轉求照片而妄印之。光縱不能挽回近世虛浮奢靡之惡派,決不肯隨波逐浪以效彼之所為耳。」

 

(四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四十九頁:「末法眾生多多,皆是不知因果。佛經深奧,看亦不能領會,故成今日之現象。」光常曰:「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,轉凡成聖之大權也。當今之世,不將因果昌明,而欲世道太平,佛法興隆,不可得也。」

 

(五)見《永思集•苦行記》:民國九年,余由雞足山歸。到滬,王一老云及法雨寺與羼提庵因修路爭訟不休,囑余往普陀解釋誤會。與法雨主人及師談數晝夜,瓦解冰釋矣。師常欲回秦,因關中大亂,道途不便,故不果行。而攝化緣熟,龍天推出,皈依者如山陰道上,應接不暇矣。供養之款,概作刻書之用,來求佛法者,皆勸老實念佛,廣談因果報應。

 

王一亭(一八六七——一九三八),近代佛教居士、畫家。名震,號白龍山人原籍浙江吳興,出生於浦東三林塘外祖母家。早年喪父,家境貧寒。十三歲進上海慎餘錢莊當學徒。二十歲進天餘號做跑街,後升為該號經理。自幼喜習繪畫,拜畫家徐小倉為師,進錢莊後仍學畫不輟,終為名畫師任伯年收為徒,自此畫藝大進,早期繼承了任氏畫派。一九0五年加入中國同盟會,後任上海分會機關科財務科長。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,震於光復上海、營救同志頗為出力,有功。任上海革命軍政府商務總長。袁世凱復辟帝制,二次革命中,上海組成討袁軍,震於經濟上不斷接濟。此前,曾為革命軍籌餉數十萬元,並墊付軍政府之公債券四十萬元,後皆未收回。袁世凱下令通緝,其令為租界當局扣阻。後震遂脫離政治,深居簡出,潛心丹清。與吳昌碩過從甚密,結為知己,且與蒲作英、胡公壽、釋虛谷、李梅蓀等交往。幼即受母熏染,信奉佛教。五十歲後,信佛益篤。在家設佛堂,每日敬香頂禮,虔誠念佛。曾任中國佛教會執行委員兼常務委員。一九二四年起,任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副林長,一九二七年後連續三屆被公舉為林長,主持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,擴建林舍,設立佛學圖書館等。一九三0年前後,復與李經緯等發起創辦上海佛學院書局。此外熱心致力各種慈善事業,與人同辦義賑會救濟災民。一九三七年,日寇侵入淞滬,上海租界內難民麇集,震與人發起組織難民救濟會,籌設難民收容所。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病逝於上海覺園。其作品和著作有「印光和尚對眾說法圖」、《白龍山人畫集》、《王一亭選集》、《孔子哲學》、《廿四孝畫冊》等。

 

公元一九二一年  辛酉  民國十年    六十一歲

 

春,高鶴年居士自粵羅浮山赴寧波觀宗寺。大師約高氏同至滬掛單。高氏介紹大師晤會真達和尚(一)。真達和尚請大師到三聖堂下院太平寺供養庵住,高氏送大師前往。自此大師常由普陀山法雨寺來滬專事弘化矣(二)。

 

在法雨寺時,有蘇州吳引之先生(為前清『探花』),來朝普陀。自對大師言,彼之前身是雲南和尚。以燒香過客,不及多敘,大師當時未詳問其由,僅默記之(三)。

 

大師往南京訪一友,友介魏梅蓀居士見師。魏自述其信佛念佛而不能吃素,大師教其熟誦《文鈔》中「南尋極樂寺修放生池疏」數十遍。未過二月,魏即絕不食肉焉(四)。

 

(一)真達和尚(一八七0——一九四七),近代高僧。俗姓胡,名惟通,號體範,一號逸人。安徽歙縣人。年十三喪母,十七歲喪父,身世孤零,即離鄉背井,至蘇州習南貨商。一日隨店主婦朝禮南海,見普陀山寺院清淨,佛像莊嚴,遂萌離俗出世之想。十九歲,辭去肆中職務,出家於普陀山三聖堂,禮峭巖和尚為師。逾年受具足戒於寧波鳳凰山白雲寺聞果上人。此後銳意精進,聲譽日崇。旋由圓光、慧靜二法師及高鶴年居士介紹,得與印光法師交往,甚相投契。後曾於彌陀閣閉關三次,每日誦經坐禪,不稍懈怠,前後九載,功夫學問大有進境。一九一四年至滬上,創太平寺,該寺在上海閘北陳家濱(今成都北路八六五號),原名供養庵,規模狹隘。經真達和尚接收後,即行改建,取名太平寺,作為普陀山三聖堂下院。時印光大師尚在普陀山法雨寺潛修。時相往返談道,互有策進。一九二一年,印光大師與高鶴年至滬,真達和尚將太平寺供養大師居住。又,蘇州靈巖山寺以當時住持管理不善,頗現衰頹、荒廢景象,吳縣及蘇垣士紳同請真達和尚前往接管,真達和尚遂委明煦大師代理,並聘請戒麈、慈舟二位老法師先後住持該山。先後命其弟子明本、妙真為監院。寺中一切開支,大半均為真達和尚資助。印光大師刻印經書經費不敷時,亦由其資助。真達和尚駐錫滬上時,一心淡定精進,行持不懈,同時施衣給藥,濟孤恤貧,普利眾生,為世所崇。一九二八年,兼任蘇州報國寺住持(在蘇州穿心街)。一九三0年,迎請印光大師詣該寺閉關。一九四二年,真達和尚赴靈巖山寺掩關靜修,遠近風聞,爭來瞻拜。一九四五年,離靈巖至滬,仍寓太平寺。晚歲漸呈衰病,一九四七年至普陀山休養,未幾即又返滬,是年十月圓寂於滬,世壽七十有八,法臘六十。後人建塔於蘇州靈巖山寺。生平言語和藹,尊賢重道,外示僧伽之相,內蘊菩薩之心,與王一亭、關絅之等居士交誼甚深。曾親自重輯《西方公據》正副兩冊,主編《劬勞集》四冊。

 

(二)見《永思集•苦行記》:「民國十年春,余自粵羅浮杯渡山經冬,送香港青山陳春廷老居士赴寧波觀宗寺出家受戒。師約余同到滬上。是時三聖堂老當家真達上人一再囑余介紹,請師到伊下院供養庵住(即太平寺),余遂送往。承真老賜來蜜棗龍眼各兩盒,決不敢收,頂禮致謝,辭往天臺山中度夏。自此師常來申江,專事弘法,隨機說法,普利眾生。」

 

(三)見《三編•上海護國息災法會法語》第一0八一頁:「又,蘇州吳引之先生,清朝探花。學問、道德、相貌俱好。民十年,朝普陀會余,自言伊前生是雲南和尚,以燒香過客,不能多敘,未詳問其由。十一年,余往揚州刻書,至蘇州一弟子家,遂訪至。意謂夙因未昧,及見而談之,則完全忘失了,從此永無來往。迨十九年,余閉關報國寺,至十一月,彼與李印泉、李協和二先生來。」余問:「何以知前生是雲南僧?」伊云:「我二十六歲做一夢,至一寺,知為雲南某縣某寺。所見殿堂房舍、樹木形狀皆若常見,亦以己為僧。醒而記得清楚,一一條錄。後一友往彼作官(張仲仁先生尚知此人姓名),持去一對,絲毫不錯。」余曰:「先生己八十歲,來日無多,當恢復前生和尚的事業,一心念佛,求生西方,庶不可負前生修持之苦功矣!」伊云:「念佛什麼希奇?」余曰:「念佛雖不希奇,世間無幾多人念。頂不希奇的事,就是吃飯,全世界莫一個人不吃飯。此種最不希奇的事,汝為什麼要做?」伊不能答,然亦不肯念,伊問二位李先生:「君等念否?」答曰:「念。」伊仍無下語。至十二月三十夜,將點燈時去世,恰滿八十歲。

 

(四)見《三編•上海護國息災法會法語》(下冊第一0六九頁):「民國十年,余往南京訪一友。其人請魏梅蓀見余,以信佛念佛而不能吃素告。余令其熟讀《文鈔》中《南潯極樂寺修放生池疏》數十遍,即能吃素矣!以其文先說生佛心性不二,次說歷劫互為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眷屬。互生,互為怨家對頭,互殺。次引《梵網》、《楞嚴》、《楞伽》經文為證,熟讀深思,不徒不忍食,且不敢食矣!魏居士未過二月,即絕不食肉矣。今敬錄疏文於左

 

南潯極樂寺重修放生池疏(見《增廣》卷二「疏」)

 

又,羅鴻濤居士曾有記丁福保談大師軼事之短文一篇,載於釋廣定所輯之《印光大師紀念文集》,唯該文亦疏於時間之核實紀錄,概無確切之年月日期。僅言丁居士與印公「晤面,已在印公發心印《安士全書》之時。」又雲:「偶訪印公於太平寺。」據此可推知印光大師此次於丁福保居士晤會當在民十或民十一年。今暫歸入民國十年即公元一九二一年條內。並將羅氏全文引錄於後,以見大師清廉儉樸生活之一斑。

 

記丁居士談印光法師瑣事    羅鴻濤

 

余與丁仲祐老居士相識有年矣。每星期休沐,輒往過訪,暢談古今,於印公老法師遺事,亦時有談及,事雖瑣屑,記之亦足供後人之景仰焉。

 

丁居士之與印公,最初僅有書函之往返,及其晤面,己在印公發心印《安士全書》之時。印公以丁居士經營出版業,故以估價排印事相委託。其時物價尚低,印全書一部,需費銀幣一元。及以所估價相告,印公即謂:「可先印五千部。」丁居士駭然,以印公破衣草履,衣單蕭條,不似囊有餘蓄者。乃轉告印局:「先印一千部。」其意以為即使印公不能付此數,則此一千元由伊獨立供養耳。然不及五六日,印公又來告,囑增印五千部。丁居士又轉告印局,增印千部。如此者不及一月,印公之印數,己達三五萬部。丁居士怪之,偶訪印公於太平寺,才談數語,有閩人之供職於海軍部者來見師,志誠頂禮。印公為之稱述《安士全書》之隹妙,謂其有功於世道人心。倘肯附印,功德無量。其人連稱願意,即自懷中出支票溥,立制票幣一千元以為助。丁居士於此始知印公感召力之偉大,乃曉然於印公之一印三五萬部為可能之事,初非有絲毫之誇張存乎其間也。

 

然印公以募緣之易,雖如上述,惟其為人絲毫不苟取,尤不敢作欺因瞞果之事,故檀施之所人,一經指定作何用途,決不肯有所更易。而自身之所需,決不分文染指於期間。何以知其然?試再舉一事如後以為證。

 

迨印書告一段落,印公將回普陀,臨行前,往辭丁居士,告以歸期,且請備銀幣二元,以作盤川。丁居士願意供養五元,請其不必歸還。印公不可,僅受二元,且定於到寺後二三日內設法彙還。丁居士漫應之。及行期己屆,丁居士忽有事欲與印公面商,乃赴其所乘之輪船,遍尋全船,自大菜間房艙以至統艙,未見其人,其後始於爐子間附近發見印公,地位既極狹陋,空氣又極燥熱。他人皆望而以為苦,獨印公取其價廉,局處期間,怡然自得。丁居士匆匆與之商談訖,遂離船而別。後三五日,即接印公來函,並彙還其所借之款。

 

按:羅鴻濤,印公大師之皈依弟子。大師逝後,羅發心編輯印公大師外集,曾四次於弘月刊發表徵求遺著啟事。經七年搜集,終於大師生西十周年,即公元一九五0年結集成冊,由慧容楷書抄寫,共一十七冊。並經妙真、德森、竇存我居士審校,為今《三編》之底本。

 

公元一九二二年  壬戍  民國十一年    六十二歲

 

民國政府賜大師題字「悟徹圓明」之匾額一方,齎送普陀山法雨寺。緇素欣羡,盛極一時,師若罔聞知,澹泊而已(一)。是歲春,大師應陶在東請,修普陀山志。

 

策畫保護廟產,制止江蘇教育期成會借寺廟作校舍(二)。

 

與魏梅蓀居士書(三)。

 

指導魏梅蓀居士等創建法雲寺道場(在南京三叉河),為手訂寺規,並辦佛教慈幼院於其中(四)。

 

大師函約高鶴年居士到滬。簡氏兄弟發心印書,囑高氏請師午餐,談及道場之事,大師言:「要掃除習弊,實行清修,洗滌身心,不染俗氣者,方有益處。」高氏往九華山過夏,大師返普陀山法雨寺(五)。

 

大師請智德法師宣講因果報因、淨土法門等要旨,授《安士全書》,眾為革心,頗多感化(六)。

 

大師令皈依弟子鄧朴君、戚則周(後出家,法名明道)、喬恂如為講師,宣說因果、往生西方等(七)。

 

往揚州刻書。住蘇州一弟子家。往訪吳引之老先生(八)。

 

江西許止淨居士朝普陀,禮觀大師(九)。

 

(一)見《永思集•行業記》:「民十一年(六十二歲),定海縣知事陶在東,會稽道尹黃涵之彙師道行,呈請大總統徐,題賜『悟徹圓明』匾額一方,齋送普陀,香花供養,盛極一時。緇素欣羡,師即若罔聞知。有叩之者,答以『虛空樓閣,自無實德,慚愧不己,榮從何來?』等語。當今競尚浮誇之秋,而澹泊如師,實足挽既倒之狂瀾,作中流之砥柱,若道若俗,獲益良多。」

 

(二)見《永思集•行業記》:「江蘇義務教育期成會會長等呈淮省府,借寺廟作校舍。定海知事陶在東函師挽救。師即函請王幼農、魏梅蓀二居士設法,並令妙蓮和尚奔走,遂蒙當局明令保護。」

 

(三)見《續編》卷上「書」第一八一頁。

 

按:《續編》收輯大師與魏梅蓀居士書函共十六通。大師於書題下括弧自注:「梅蓀至十八年始皈依,此時且作朋友。」

 

(四)見《言行錄•慈幼放生》:「魏梅蓀居士等秉師慈懷,創建法雲寺放生念佛道場於南京三叉河。法雲者,效法雲棲,以放生念佛為宗。寺規與靈巖同,俱師手訂。並辦佛教慈幼院於中,雖由諸緇素擘畫經營,而師實主之。師之於孤兒也,不惟望其以長以育,並望其能成才成賢,利益社會。嘗以晉釋道安,宋呂文穆皆出自孤兒,一則離俗而奠佛教之基,一則居麈而成康濟之業,為孤兒勸,為世人告。又云:縱使無此天姿,亦當養成良善,為一鄉一邑淳謹之士,則新世隱受其利,固不僅為孤兒計也。若夫戒殺放生,師尤重視,嘗示人以心佛、眾生一體之義,若能於放生戒殺實力奉行,近則息殺因,遠則滅殺果,所關者大,亦非僅為物類計耳。」(此條並見《畫傳》)。

 

(五)見高鶴年「苦行記」。

 

(六)見《永思集•行業記》。

 

(七)同(六)

 

(八)見《三編》卷四第一0八一頁「上海護國息災法會法語」。

 

(九)見《續編•附錄•許止淨居士往生記並頌》:「居士名業笏,江西彭澤人,清光緒甲辰翰林。住館八年。光復後,即隱居。民國二年,歸心學佛,專志淨土,繼讀印光法師文,即知老人乃法門龍象,尤為淨宗泰斗。進知觀音大士為彌陀左輔,蓮邦智導,遂動朝普陀、禮大士、謁印老之念。於民十一年前往,禮覲之下,以撰就『禮觀音疏』進呈。內有『食廷璋之芋,克日西行』句,老人更意其尚未斷葷,乃問:『汝吃素否?』答曰:『吃花素。』老人作色呵斥曰:『倒架子!如此大通家,尚不以身作則吃長素,何能感化他人!』厲聲大吼,居士欣然樂受,不但毫不介意,實在心悅誠服。次日上書請老人繼續編輯《淨土聖賢錄》,自願助成。於見面受呵斥之慈訓,表示萬分感激,歎為名不虛傳。老人見其知見純正,文筆超妙,且虛懷若谷,殊為末世罕有,遂請編《觀世音菩薩本跡感應頌》。自是函件往來,益臻款密。乃執弟子禮,求老人授皈依,賜法名。老人仍令名『止淨』。」

 

按:許止淨居士於一九三八年農曆九月初三日早七時安詳西歸,臨終有瑞相,終年六十三歲。生平佛學著述有《觀世音菩薩本跡感應頌》、《歷史感應統記》(一九二七年在滬應聶雲台居士所請而編,印光法師校對印行)、《學佛救劫編》(應潘對鳧老居士所請而編,印光法師校對印行),並輔助印光法師編撰《四大名山志》。一九三六年在蘇州報國寺由印光法師為其親授菩薩戒。一九三八年五月避難廬山牯嶺黃龍寺,又大病,至閏七月,病稍痊,仍奄臥不能握管,至是年農曆九月初三往生。入龕時,身軟如綿,儼如老僧入定狀,留寺念佛七日,依律火化,骨灰尚存黃龍寺中。

 

又:印光法師《復永嘉某居士書五》有語云:」次則閱彼所印《文鈔》,「據此,該函當於民國七年或民國七年至十一年間,今錄於民國十一年(公元一九二二年)後,永嘉某居士即周孟由。

 

復永嘉某居士書五(見《增廣》卷一「書」第四三頁)

 

公元一九二三年  癸亥  民國十二年    六十三歲

 

元月初六,復蔡契誠居士書一(一)。

 

四月廿一,復蔡契誠居士書二(二)。

 

六——七月在杭州(三)。

 

施省之(四)發心修杭州梵天寺,邀大師前往(施之修梵天寺係受大師勸化)。

 

大師應魏梅蓀居士請,與高鶴年同至南京,是時南京名流皈依者眾(魏居士等創建慈幼院、法雲寺放生池於南京三叉河,策畫及寺規由大師手訂)(五)。

 

張一留居士於南京初謁大師,皈依為弟子(六)。

 

十月,作「廣長舌序」(七)

 

復卓智立居士書(八)。

 

在滬對袁海觀之次媳,作關於婦女臨產仍不妨供佛、念佛之開示(九)

 

(一)見《三編》卷二(上冊)第四八五頁。

 

(二)見《三編》卷二(上冊)第四八六頁。

 

(三)見(四)

 

(四)施省之(一八六五——一九四五),名肇曾,法名智照。浙江杭縣人。近代佛教居士。早年由知縣保至二品銜江西道員。一八九三年,任駐美華盛頓公使館館員。一八九六年,任駐美國紐約總領事。一八九七年返國後,歷任湖北漢陽鐵廠提調、京漢鐵路工程總辦等職。一九二二年起,奉命督辦隴海鐵路事宜,次年任隴海鐵路局局長。一九二二年退職。中年信佛,皈依印光大師,專弘淨土,退職後寓居上海覺園,弘傳佛教,熱心慈善事業。一九一二年,上海佛教淨業社成立,被推為董事長。其後復於淨業社香光堂側捐資建造智照堂一座,作為靜修之所。一九二三年,在印光法師勸導下,發心修建杭州梵天寺,一九二五年起,當選為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長。翌年,與王一亭、關絅之、黃涵之等發起成立上海佛教維持會,維護佛教。一九三四年,復與葉恭綽、王一亭、關絅之,黃涵之等聯合發起成立中國動物保護會,宣傳保護動物。生平熱心社會公益事業,曾創辦北京中央醫院,以惠貧病;資助各學校,以振教育;設立施氏義莊,以瞻家族。又嘗與無錫唐文治先生創立國學專修館,培育國學人才;獨立捐資刻印儒教十三經,發揚中國傳統文化。一九四五年病逝,終年八十歲。

 

(五)見《永思集•苦行記》:「民國十二年,南京魏梅蓀老居士創建慈幼院、法雲寺放生池,約余請師同往參觀。是時京師名流,皈依者眾,方便說法,由此放大光明,相助而成,功德不可思議。後同至揚州,寓少懷學校(張端曾居士所辦)。師云:「張居士願撥灘地百餘畝,欲助貞節院。」余心不安,故力辭未收。師屢欲來劉莊觀光貞節院,余辭以敝院尚未成立,歸來一看,仍回揚州。送師返申。余因他方災重,視察迭辦救濟,與師不常見矣。回憶陪師同行,一次有一次的利益,並留心他語默動靜,出入往還之時,不談玄言妙語,神通異奇,皆是平常的話。即使行不到,其中亦有不可思議、利益身心之妙處。」

 

(六)見《永思集•歸依印光大師回溯記》:「流寓白門,附讀於獅子橋邊,隨喜於毘廬寺堙A行常問法,願切求師。一日,魏剛長居士訪予寓,笑謂:『子欲師而師至矣,光師為三叉河放生事,適由申來。盍就近歸投?』予知師為蓮宗尊宿,心竊慕之,匪伊朝夕。即往,即拜,即受歸戒於觀音庵中。師知予有老母也,曰:『甘旨在蔬不在肉。』又知予被俗累於瞻園也,曰:『隨地隨時皆可念佛,瞻園固無異只園。』謹依伏之不敢忽。未幾回海上,予送之站。因待車,露坐於地,人聲鼎沸中,隱隱佛聲,一如平昔。而似粟紅粒,面臂皆盈。蓋夏夜多蚊,任其侵擾而無動於中焉。一心念佛,四大能空,類如此。自掩關報國寺,余亦僦居吳門,欣咫尺,問道益親。拙譯《淨土教史》竟,師見而喜之,手寫序文,原原本本千餘言,異常珍寶。今師西歸,愧無以報恩於萬一,回潮涯略。用志不忘。」

 

按:《永思集》所載張一留此文,無有年月日期。今據他文考證,知大師「為三叉河放生事」至寧初期,乃公元一九二三年,民國十二年也。其時「皈依者眾」故張氏亦當於此際皈依大師焉。

 

張一留(?——一九四七)名援,字滌珊,晚號一留,江蘇省靖江縣人,住蘇州,早年留學日本,回國後,從事教育事業。工詩、善鼓琴。後皈依印光大師,末年謝絕人事、專修淨土。臨終前自撰念佛偈數首,安詳而逝。荼毗得五色舍利花甚多。遺著有:《淨土宏網論》、「西方認識論」、《馱沙淨土文》、《修忍堂詩鈔》、《修忍堂隨筆》、《靈巖山志》,均由弘化社出版流通。尚有《中國農業史》、《田園詩選》。另有翻譯日人淨土著作多種。未出版。

 

(七)見《三編》卷三第七五二頁。

 

(八)見《三編》卷三第一0一0頁。

 

復卓智立居士書一(見《三編》卷四第一0一0頁)

 

按:此函大師自敘家鄉、出生、身世經過頗詳,又兼一一道及出家後之履歷、時間、地點分明。於法雨寺隱跡潛修二十餘年,不為人知。信中並言及「陝西鄉人及督軍屢催回鄉。.....明年《普陀志》成,《文鈔》排印好,當回陝一次,尚恐復來。」但法師這個打算後來並未能實現。原函信未署年月日期,現據信中所云「今年六十有三歲」句,定為本年所寫。

 

(九)見《三編》卷四第一0九四頁《上海護國息災法會法語》。

 

公元一九二四年  甲子  民國十三年    六十四歲

 

大師仍住法雨寺。釋弘一至普陀山拜謁,居七日。每日自晨自夕皆在大師房內,觀察大師一切行為。師每日晨食,僅粥一大碗,無菜。大師自云:初至普陀時,晨食有鹹菜,因北方人吃不慣,故改為僅食白粥,己三十年餘矣(一)。

 

江浙交戰,魏梅蓀居士避居上海,思所以息殺劫而弭禍亂於將來者,大師勸其遍閱二十四史,擇其因果報因之顯著者,錄為一書,以為天下後世一切各界之殷鑒。魏甚喜,卒因力不從心而罷(二)。

 

北京有《自知錄》一書出版,上海、杭州、餘姚各欲廣印流布,大師以此書完全塗造,止之,不令印(三)。

 

王羨門居士之弟,約於是年南遊,皈依大師。皈依禮畢,臨行請開示,大師誡之曰:「去習氣。」(四)。

 

正月廿一日,復陳士牧居士書一(五)。

 

三月十二日,復陳士牧居士書二(六)。

 

春,作《〈勸戒殺生文〉》(七)。

 

仲夏,作杭州雲居山常寂光蘭若七七念佛緣起(八)。

 

十二月廿八,復陳士牧居士書三(九)。

 

作《〈學佛淺說〉序》(十)。

 

(一)見釋廣定《印光大師紀念文集》載弘一《略述印光大師之盛德》:「(乙)惜福。大師一生,於此事最為注意。衣、食、住等皆極簡單粗劣,力斥精美。民國十三年,余至普陀山,居七日,每日自晨至夕,皆在師房內,觀察師一切行為,師每日晨食,僅粥一大碗,無菜。師自云:初至普陀時,晨食有鹹菜。因北方人吃不慣,故改為僅食白粥,已三十年餘矣。食畢,以舌舐碗,至極淨為止,復以開水注入碗中,滌蕩其餘汁,即以之漱口,旋即咽下,惟恐輕棄殘餘之飯粒也。至午餘時,飯一碗,大眾菜一碗,師食之,飯菜皆盡。先以舌舐碗,又注入開水滌蕩以漱口,與晨食無異。師自行如是,而勸人亦極嚴厲,見有客人食後碗內剩有飯粒者,必大呵曰:『汝有多麼大的福氣?竟如此糟塌!』此事常常有,余屢聞友人言之。又有客人以冷茶潑棄痰桶中者,師亦呵誡之。以上且舉飲食而言,其他惜福之事,亦類此也。

 

(二)見《續編》卷下第二三頁《歷史感應統記序》:「民國十三年,江浙交戰,魏梅蓀居士避居上海,思所以息殺劫而弭禍亂於將來者,余勸其遍閱二十四史,擇其因果報因之顯著者錄為一書,以為天下後世一切各界之殷鑒。梅蓀頗歡喜。曾屢商辦法,以年老精神不給,又無力請人代勞,悵然中止。」

 

(三)見《三編》卷二第四三四頁《復倪慧表居士書》:「十年前,北京有《自知錄》出,上海、杭州、餘姚各欲廣印流布。此書乃完全捏造,光止之(不令印),後有二人亦仿彼之意,來函請證,光以《自知錄》事戒之。」

 

(四)見《紀念文集•印光大師生西二周感言》。

 

按:此文中所記王羨門居士之弟皈依時間不詳,僅是「某客」告知王弘茲者,此「客」得讀《文鈔》第一版之「後數年」。非但皈依確切時間未明,且連王羨門之弟姓名亦未道出。然則大師之開示在茲,言之鑿鑿,終不能因彼文士疏忽習氣,而致使大師如此重要誡箴湮沒不彰。考徐蔚如刊印大師《文鈔》之第一版在民國七年(一九一八)「後數年」,則二、三年,三、四年,四、五年.....均不定也,乃以權宜辦法,折衷歸於本年條內,閱者諒焉。嗣後凡所記述事毫無線索頭緒可循者,則於《年譜》後另立一專欄以載之。

 

(五)見《三編》卷二第三九一頁。

 

(六)見《三編》卷二第三九三頁。

 

(七)見《三編》卷三第七五九頁。

 

(八)見《三編》卷三第七八八頁。

 

(九)見《三編》卷三第三九六頁。

 

按:大師此函後復又提及《自知錄》,謂「寶一師只聞名,未曾通信。如欲親近,亦非不可,但彼有一女弟子所出之《自知錄》切勿看。看之恐不致力於一心,而專欲得好境界,則必致著魔,此為要義(上海、杭州、餘姚見者,皆欲石印,光極言其弊 ,故皆止印)。」

 

(十)見《續編》卷下第五十五頁。

 

《學佛淺說》近代王博謙居士著。用通俗文字編寫的初級學佛者讀物,共二十篇。

 

公元一九二五年  乙丑  民國十四年    六十五歲

 

大師至南京法雲寺,郭介梅往謁。大師對其開示云:「汝既信佛,當勸汝母念佛,以求了生脫死,方謂真實報恩。」

 

二月廿四,復陳士牧居士書四(二)。

 

范古農率婦禮普陀大士,再謁大師於法雨寺藏經樓,范夫人皈依,大師賜法名「智徹」(三)。

 

德森法師江西百丈,與了然法師同至普陀山法雨寺謁大師。大師出函介紹至佛頂山藏經樓掛單(四)。自後德森即依止大師,由普陀至上海太平寺,至蘇州報國寺,直至上靈巖山寺,隨侍整二十年(自一九一九年報國寺起)。

 

四月十八,復陳士牧居士書五(五)。

 

六月初二,復陳士牧居士書六(六)。

 

十月初一,邵慧圓回公署,晤見大師,幸蒙收錄為弟子(七)。

 

十月廿六,復陳柏達居士書一(八)。

 

十一月初七,復陳柏達居士書二(九)。

 

十一月初七,復陳士牧居士書七(十)。

 

募印觀世音菩薩本跡感應頌說明(十一)。

 

(春)復顯蔭法師書(十二)

 

復許止淨居士書(十三)。

 

(一)見《紀念文集•印光大師五周年紀念概言》:「迨民十四年,大師來京住法雲寺,往求一見,蒙開示法:『汝既信佛,當勸汝母念佛,以求了生脫死,方謂真實報恩。』默思大師對余不曰父,而獨曰母,是知父己先逝矣。慧眼洞見,遏勝驚訝。」

 

(二)見《三編》卷二第三九六頁。

 

(三)見《永思集•我之紀念印光大師》:「十四年,率婦禮普陀大士,再謁大師法雨寺藏經樓,承賜婦法名『智徹』。」

 

范古農(一八八一—一九五一),現代佛教居士,佛教學者。號幻庵,別號寄東,筆名海尸道人,浙江嘉興人。早歲攻治經史,勤勉好學而淡泊功名仕途。初不諳佛法,後與桂伯華、黎端甫等遊,復每問學於章太炎,遂受浸染。偶於書肆購得《圓覺經大疏》,誦之大喜,以為救國之道,唯此徹底,盡在其中矣。台氏依楊仁山居士所定佛學課程,潛心研修,深有領悟。一九一一年,聽《阿彌陀經》,研學《大乘起信論》,遂深信淨土法門。一九一八年,皈依諦閑法師受具足戒。並隨從聽講,復又通曉天臺教義。此後即於滬、杭、蘇、錫等地講經弘法。嗣以為佛經高深莫測,非論疏難得確解,而疏釋經論,莫逾慈恩一宗,乃精研法相章疏,頗有心得。嘗謂:學理高深,莫逾《成唯識論》,行持方法,莫詳《瑜伽師地論》。旋於嘉興精嚴寺設佛學會,每歲春初及暑期,必親臨講經。一九三一年,任上海佛學書局總編輯,發行《佛學半月刊》,編輯《佛學小叢書》、《海潮音文庫》、《佛學百科叢書》以及影印宋版《大藏經》。一九三五年起,任《佛教月報》主筆。一九三八年,應請至省心蓮社主講淨土三經一論,同時講演《三十唯識頌》、《阿毗達磨雜集論述記》。生平佛學著作有:《古農佛學答問》、《幻庵文集》、《八識規矩頌貫珠集》及《觀所緣緣論貫珠釋》等。

 

(四)見《永思集續編•追念導師溯前緣》。

 

按:德森法師初謁印老在民國十年(一九二一),嗣後印老迭有書翰及書籍惠賜,並有《續藏經》一部寄頒,時德森、了然己離江西,故未得之。

 

(五)見《三編》卷二第三九七頁。

 

(六)見《三編》卷二第三九九頁。

 

(七)同注(五)。

 

(八)見《三編》卷三第五七二頁。

 

按:此函中有「光,光緒十二年朝五台,先在北京琉璃廠遍求《清涼山志》,只得一部,日常看之。以天冷,至三月初方到山。住山四十餘日,見來朝山者多說見文殊菩薩,實少真行持者。固知朝山者說見,皆附和古人之跡以自誇耳」諸語,然則《行業記》載大師朝五台之期為光緒十三年,該文曰:「遂於二十六歲(光緒十二年丙戍)辭師前往。是年十月,入堂念佛,沐徹祖之遺澤,而淨業大進。翌年正月,告暫假朝五台,畢,乃回資福。」據大師此函所云,似在光緒十二年冬發心朝五台,以天寒冷,至(次年)三月初,方到五臺山。然如此理解,又不符《行業記》所載之意,難圓其說。今姑並存,志以備考。

 

(九)見《三編》卷三第五七三頁。

 

(十)見《三編》卷二第四0二頁。

 

(十一)見《續編》卷下雜著,第二六一頁。

 

(十二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二十七頁。

 

按:大師此函雖短,然至為重要。教誨顯蔭數語,誠千金難市之言也。苟顯蔭獲此猛省徹悟,必不夭亡焉。

 

復顯蔭法師書

 

接手書,不勝欣慰。座下聰明過人,不幾年,於宗、於教、於密悉已通達。恨光老矣,不能學座之所得,唯望座下從茲真修實證,則台、密二宗當大振興矣。但現在年紀尚輕,急宜韜晦力修,待其涵養功深,出而弘法,則其利溥矣。聰明有涵養則成法器;無涵養,或所行所言有於己於法不相應而不自知者。此光區區愚誠也。道師已來,勿念。春風易於入人,祈保重調攝,當勿藥有喜矣。

 

顯蔭(一九0二——一九二五),近代僧人,俗姓宋,名今雲,字大明。江蘇省崇明縣(今屬上海市)人。早年於本縣第一兩等小學畢業,補入師範講習所,用功勤讀,學業優異。年十七,禮浙江寧波觀宗寺諦閑法師出家,復於五磊山受具足戒。旋入觀宗學社受業,習天臺教觀,得悟法要。二十歲時任上海《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》編輯部主任。此後即專志研學宗。一九二三年東渡日本,入高野山大學,從金山穆韶阿闍黎學密法,同時考察日本佛教現狀,草擬「遠東佛教協會組織大綱」。一九二五春,學成歸國。至寧波見諦閑老法師,諦老令其閉關用功。後至上海,是年夏即病逝。

 

按:顯蔭逝世時年僅二十三歲。印光法師此函後未署年月,據其內容視之,當是顯蔭離日本歸國之時,此時已身染疾病,故信末有「春風易於入人」以及「保重調攝,當勿藥有喜」等語,則此函復於一九二五春季無疑矣。此函中大師以長者身份對顯蔭法師愛護關切備至,嘉勉開示數語重心長,積久年之世故閱歷,融佛法經論奧旨而凝煉成短短一言數詞,自肺腑中瀉出者:「急宜韜晦力修,待其涵養功深,出而弘法,其利溥矣!聰明有涵養則成法器。」惜乎顯蔭,學貫宗教,身通顯密,卒未能諳憬領悟印老此寥寥數語,據爾夭折,可悲也夫!印光法師尚另有一函(《復睆F法師書》),亦提及顯蔭。時顯蔭已故,大師於哀痛惜之餘,指出「顯蔭天資甚高,顯密諸宗皆得其要領,但以志尚浮誇,不務真修,死時顯密之益不得力,念佛之事向未理會,亦不得力,雖有多人為彼助念,而自己糊塗,不省人事。此可為年輕之聰明人一大警策。良由顯蔭天資雖高,氣量過小,無韜晦涵養之真修,有矜張誇露之躁性(在東洋回國,往寧波看師,當日即病,次日即往上海。因聞其師令閉關靜修一語,即日便病,次日即去。竟至延纏以死,可不哀哉)。」

 

(十三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一一九頁。「許止淨」註見前。

 

按:大師於此函指出一般人不能接受認真長時間念佛之辛苦,其實此本非苦,以一向不慣,故以為苦,然此苦乃出苦之苦,若不能受此苦,則將來之苦,蓋有說不能盡者意味深雋。

 

公元一九二六年  丙寅  民國十五年    六十六歲

 

仲春二月,於上海陳家濱太平寺會見釋大醒,並作開示。言次批評大勇、顯蔭不該習密宗。並就大醒之叩問,述說對中國佛教制度的見解態度(一)。

 

夏,大師蒞無錫,住學佛路佛學會內。三日間求皈依之男女弟子兩百餘人,為無錫從未有之法緣。秦效魯謁,呈《獄中讀莊老》一卷。大師以晉之慧遠法師教化陶淵明事折攝之,曰:「聖凡異果,在當下一念耳。」侯保三來見,奉贈昔年旅行普陀山日記。大師猝然曰:「試述何為三太。」繼謂侯曰:「周室創八年之宏基,肇於太任、太姒、太薑。汝辦女學,必發揚此等經訓,庶幾能救國救民。」侯為之折服。諸希賢校長及過女士同謁大師,求示以了生死之道,大師曰:「諸為孝貞女,即盡力於教育,父母終天,了生死之道較易,爾過為青年孀婦,兒女尚稚,今後當母兼父職,教之育之,扶之成人,為國家有用棟梁,以盡父母之大責任。平居念佛,懺消夙業以外,當求深入經藏。汝二人者,了之之道,一易而一難。爾等其自勉之。」

 

大師喜小孩,諸慧心第三子錫文,年方六齡,大師再三摩其頂,且攜其同上惠山北茅蓬共餐。

 

一周後,大師離錫赴姑蘇。住蘇州道前街自造寺。諸慧心於黃昏至寺晉謁。時氣候炎熱,大師納涼圓中,躬自汲井水淨面。諸慧心請為效勞代汲,大師辭曰:「矛居南海數十年,事事躬親。出家而呼童喚仆,效世俗做官模樣,予素不為也。」又曰:「予夙業重,眼目不如人,以是常服清寧丸耳。」次日,諸慧心再謁,袖丸呈之,並請以胞兄暨長男並謝君三名單求皈依,大師慨然許之,即就自造寺登座,說居士戒。說畢,適邑人劉柏蓀居士至,同座席次,柏蓀啟請大師定期偕蘇之某巨紳上莫干山避暑。大師正言厲色曰:「予住普陀,氣候愈熱,愈喜做事。天天握管寫信且不暇,何暇學今人時髦乎?」又謂:「某紳將《金剛經》信手放在橙子上,某紳受詩書之訓,將經亦同等看待乎?予不與此輩同行!」(二)

 

南亭法師暑假期間偕孝光及其徒釋湘蘭同朝浙江普陀山,於印光大師關房外拜求開示(三)。

 

是年,大師聞長安圍解,急賑三千圓(四)。

 

《增廣印光法師文鈔》由中華書局排印,發行時共分四卷,線裝四冊,是為正編《文鈔》(五)。

 

作《敬為施資流通觀世音菩薩本跡感應頌及展轉傳佈看讀諸善信回向偈》(六)。

 

七月,作《南京素食同緣社開示法語》(七)。

 

九月九日,復陳士牧居士書八(八)。

 

作《紹興偏門外婁江村興教禪寺募修大殿疏》(九)。

 

(一)見《永思集.拜識印光大師的因緣及其印象》:「在十五年掛褡金陵寺的一個和煦的春天,聽得人說印光大師己由普陀山到了上海,乃發心往滬拜訪這位真實所謂『渴慕久矣』的大善知識。

 

正是仲春天氣,步行,身上頗有暖意。由愛文義路詢問到陳家濱太平寺。從佛事興隆的人叢中踏上第一進屋的前樓,一張名片交由侍者通報『靜室』堨h。一瞬間,岸然道貌的印光大師出見了。問訊頂禮後,對面坐下,說了幾句仰慕的話,大師就開始批評大勇、顯蔭二師不應修習密宗。他說的道理當然亦有他的見地。他說中國現在有的禪宗、淨土宗以及研究教義的天臺、賢首等法門,何一不可以學習,偏要到日本去學密法!他老說這話的時候,潮州王弘願正在南方大傳其法,大授其徒。一方聽說日本僧侶是所謂帶妻食肉的,因為他老愛惜的顯蔭又恰恰死在高野山,於是他可以說完全不贊成,甚至反對別人習學密宗。

 

關於中國佛教制度是否需要改革的問題,他老的意思以為一個人做好了,慢慢的去感化一般的僧侶,不必提出什麼『整頓僧伽制度』的新鮮花樣。大寺叢林規模不整,也可以勸說,勸說不行,則是他們的業障。因為他老這樣說,我就說:『老法師安住普陀山二三十年,我看普陀的僧眾能受感化的就很少,而且普陀在香會期中不應有僧侶行動也實在太多,老法師為甚麼不加以勸導他們?』他老人家總以眾生業障深重答之。隨後又請問他對於上海寺院做經懺佛事那樣十足的貿易化感想如何?他說:『這是沒有辦法的。如果認為這是救濟一般的出家人的生活問題倒也罷了,而其實做老閭板的腦筋卻是為的飽其私囊。』印光大師是看不出的人嗎?世出世法,他無一不知,況乎此事!不過老人是大善知識,素以道德修養為重,不願意言僧過耳,只得以『沒有辦法』一語了之。

 

我請求大師開示,一個青年僧擬閉關自修,因為參學不合自己所需要,以閱讀藏經為主,以朝暮二時念佛加持為輔,他老贊成我閉關自修,但閱讀藏經認為不需要,還是以念佛最為要緊,因為一個修道的佛教徒不以求生西方為信、願,則簡直是自尋苦惱,喜墮三塗,好像很糊塗的樣子。當其時,我並曾約略辨答,我說青年時代不多多的閱讀佛經,將來拿什麼學識去感化世人?所謂弘法利生,即如老法師如真沒有《文鈔》行世,怎麼能令我們發生信仰?他老總是懇懇切切的諄諄開示:『不念佛的人太苦。念佛求生淨土的法門才是最二捷了當的。』

 

二月天氣,那天格外暖和,是在下午三時前後,談談話,吃了一點茶點。約在一小時後,忽然下了一陣傾盆大雨,又漫談了一個半小時,本來一見面,他就批評武昌佛學院。繼而我向他一一說明之後,他老亦首肯僧伽教育是極其需要的設施。總而言之一句話,他老是專弘淨土為他的心願,無論怎麼樣說,最好不過是念佛求生淨土。我告訴他,我不久要在金陵寺閉關,特為先來拜見老法師。第一次拜見,就多蒙慈悲這樣的接引開導,心中得到有說不出的法喜。他老說了許多訓勉的話,並且扯住我的手親親切切地再四囑咐我,要念佛,要好好的用功,並且在臨行的時候又叮嚀:『你很聰明,不要學大勇、顯蔭他們。』滂沱雨止,乃告別。」

 

大醒(一九00——一九五二),現代僧人,名機警,別號隨緣,俗姓袁,江蘇東台人。早年畢業於東台師範學校。讀《憨山夢遊集》,遂萌出家為僧之念。一九二四年,依楊州天寧寺讓之和尚剃度出家。時太虛在武昌創辦佛學院。即入院深究內典。頗得太虛稱賞。一九二五年,隨太虛至廬山東林寺,入廬山學宭,深修英文及佛學,學有成就。一九二八年,應太虛命,至夏門南普陀寺任監院,並主持閩南佛學院,同時創辦《現代僧伽》(後改名《現代佛教》)。一九三二年,隨太虛離夏,次年至汕頭小住,旋返武昌佛學院,主編《海潮音》。一九三五年,東渡日本,考察日本佛教。歸國後撰有「日本佛教視察記」,後住持江蘇淮陰覺津寺,發行《覺津》月刊,創覺津佛學院。抗戰期間,曾主持蘇北七縣僧眾救訓練班,護教衛國。一九四六年,繼太虛之後,任浙江奉化雪寶寺方丈。太虛逝後,即參與《太虛大師全書》編纂及太虛舍利塔之建造。一九四八年至臺灣,居善導寺,繼續編輯《海潮音》。一九五0年移居新竹之香山,一九五一年在新竹靈隱寺主辦佛教講習所。一九五二年因腦溢血病逝。一生佛學論文甚多。主要著作有《地藏本願經講要》、《口業集》、《空過日記》和《八指頭陀詩評傳》等。《海潮音》雜誌社曾集其詩文數十萬言,輯為《大醒法師遺著》問世。

 

大勇(一八九三——一九二九,現代僧人,俗姓李,名錦章,法名傳眾,四川巴縣人。一九一九赴滬,依太虛剃度出家。後與持松一起,東渡日本學習東密,歸國後,至上海、武昌等地開壇傳法。後欲進西藏求學藏密,病逝於進藏途中之甘孜扎迦寺。

 

(二)見《永思集•至陳無我居士書》:「丙寅夏,孫瓞香居士等函促慧心返錫,專為招待大師。大師蒞錫,住學佛路佛學會內,三日間求皈依男女弟子二百餘人,為無錫從未有之法緣。奏效魯謁大師,並呈『獄中讀莊、老』一卷。大師直截施折攝之語曰:『晉之陶淵明本從遠公學佛,既而淵明自陳曰:「吾耽杯中物,首違大戒。」遠公曰:「他人不能寬恕,爾能來,特寬容爾。」淵明徘徊而去。千古以來,遠公之成就,與淵明之徒遺後世以高士之名,聖凡異果,在當下一念耳。」

 

(三)見《永思集續編•我與便函光大師的一段因緣和感想》:「這是民國十五年,我在常州清涼寺清涼佛佛學院當助教。在暑假期間,偕監學孝先,孝光的徒弟湘蘭,三個人連袂朝禮南海普陀山,在印公關房門外,拜求他老人家開示的法語。我們的坐位,面對著關房的洞門,舉眼就看到印公的臥鋪,一頂白、黃、黑三種顏色交織而成的蚊帳,一床薄被,一張草席。他老人家質樸而簡單的生活,於此可以類推。古人說:『誠於中而形於外。』我們從所見所聞中,對他老人家唯有五體投地的佩服。」

 

(四)見《永思集續編•印光大師的人生佛教》。又《行業記》:「如民十五年(六十六歲)長安被困,解圍後,即以印《文鈔》之款急撥三千圓,托人速彙賑濟,」

 

(五)見《永思集•行業記》:「徐蔚如居士得『與其友三書印行,題曰《印光法師信稿》.....十一至十五年間,迭至增廣,復於中華書局印行,題曰:《增廣印光法師文鈔》。

 

按:大師《文鈔正編》(《增廣》)中,所有書函文章多無年月日期,今只得印行日期為一界,凡《增廣》中年月無可考者,皆歸於公元一九二六年(即民國十五年)前所作,並選錄若干篇代表大師佛學思想各個方面的書信、文章,分段標點,附載於本年條後。

 

(六)見《三編》卷三第八二五頁。

 

(七)見《三編》卷四第八六三頁。

 

按:此為印祖在南京之開示法語,同黃懺華、龔慧雲筆記。

 

(八)見《三編》卷二第四0四頁。

 

按:此函後言及:「《文鈔》增廣本將排完,現添百十頁,二、三月當印,倘欲結緣,祈早來函。此次四百多頁,又加近來紙貴,一部大約須七八角或八九角,以未排畢,故未定價。」

 

(九)見《三編》卷四第八八九頁。

 

為在家弟子略說三歸五戒十善義(見《增廣》卷四「雜著」第三十八頁)

 

示淨土法門及對治嗔恚等義(見《增廣》卷一「雜著」第四十三頁)

 

因果為儒釋聖教之根本說(見《增廣》卷四「雜著」第九頁)

 

復高邵麟居士書四(見《增廣》卷一「書」第廿一頁)

 

按:大師此函中指出「知之匪艱,行之維艱。」「多少聰明人,皆以唯說不行了此一生。」其次指出對於在凡夫地,人皆有之煩惱,「須於平時預先提防」,「自然遇境逢緣,不至卒發,從發亦能頓起覺照,令其消滅。」再指出引起煩惱之境之甚者,無非「唯財色與橫逆數端而已」並一一開示對治此類煩惱之法。信函之第二部分,也即後半部分,論述念佛法門的根本宗要法旨(信願行),以及念佛的具體要求和收攝心神、專致念佛的方法,特別祥明地著重介紹了「十念記數法」,全文僅約二千二百餘字,論說精闢、透澈、條理明晰,徇《文鈔》中之名篇也。

 

與陳錫周居士書(見《增廣》卷一「書」第二十三頁)

 

復泰順謝融脫居士書二(《增廣》卷一「書」第十一頁)

 

公元一九二七年  丁卯  民國十六年    六十七歲

 

政局初更,寺產毫無保障,普陀山首當其衝,由大師捨命力爭,始得苟延保存。及某君長內政,屢提廟產與學之議,舉國緇素驚惶無措。幸諦閑法師與大師在申,得集熱心護法諸居士計議,先行疏通,次派代表請願,議未實行。後又頒驅僧產條例,師特函呈內政部長趙次隴設法,遂無形取消。繼囑焦易堂居士等大力幹旋,始得將條例修正,僧侶得以苟安(一)。

 

秋冬之間,釋大醒第二次拜謁於上海。談論河南省廟產被軍閥沒收變賣情形,大師頗顯憤慨,然終不言僧過(二)。

 

(西曆)十月某日,在上海闡北太平寺,作家葉紹鈞(聖陶)先生由弘一法師引見來謁,同時拜 謁大師者還有周予同、李石岑等七八人,葉後作《兩法師》一文以記之(三)。

 

季秋,作《般若融心論重刻序》(四)。

 

與明本師書(五)。

 

復卓人居士書(六)。

 

致自覺居士書(七)。

 

《嘉言錄》題詞並序(八)。

 

作《淨土三要述義》序(九)。

 

作《普為現在印送及永遠流布《文鈔》者回向頌》(十)。

 

復潘對鳧居士書一(十一)。

 

(一)見《永思集•行業記》。

 

(二)見《永思集•拜識印光大師的因緣及其印象》:「記不清楚是不是十六年的秋冬之間,第二次在上海拜訪大師。其時,河南的寺產正被軍閥們沒收變賣。大師一見面就談起這一件事,聲調間也顯出一點忿然的意思。湖南僧尼受國民黨激動也發生了許多不經見的動態。他老談到也頗憤慨。不過老人同我們的態度不一樣,他始終不責備僧眾的自身,這一點非常奇怪。比方說,談到一般的出家人或叢林寺院的制度應要改革等等,他老總聽不入耳,總是說出家人不肯發心念佛求生淨土,從來好像沒有說過出家人太不學好,應該要加以整頓的話。這恐怕是年令高了影響於思想吧。」

 

按:大醒是很聰明的,他在談話中覺察了大師在此一問題上「始終不責備僧眾自身」,「這一點非常奇怪」。故歸結到認為「恐怕是年令高了影響於思想」。其實,大醒當時畢竟年輕,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。此既非大師年高思想老化,亦非「不言僧過。」大師對於出家人的墮落,批評是很多很嚴厲的,甚至斥為「髡民」,但在此等廟產存亡大是非上,大師眼明心亮,實非僅僅對寺院叢林制度改良、整頓即可取效的。這是一個社會問題,是一個政治問題,牽涉國家體制及權與法的問題。正是任何一個高僧大德、山林隱逸所最不願意浸染其中,也是出家人沒有力量干預、改變的。這些問題不能談,無法談,也不願意談。說困難千難萬難,說容易也容易得很。大醒法師為自障所蔽,不能深省大師言外之意,不語之語,惜哉!

 

(三)見葉紹鈞:《腳步集》(民國廿二年二月再版,新中國書局出版)載《兩法師》:「飯後,他說約定了去見印光法師,誰願意去可同去。印光法師這名字知道得很久了,並且見過他的文鈔,是現代淨土宗的大師,自然也想見一見。同去者計七八人。......到新閘路太平寺,有人家借這堛v喪事,樂工以為吊客來了,預備吹打起來。及見我們中間有一個和尚,而且問起的也是和尚,才知道誤會,說道,『他們都是佛教堛滿z。寺役去通報時,弘一法師從包袱堥出一件大袖僧衣來(他平時穿的,袖子同我們的長衫袖一樣),恭而敬之地穿上身,眉宇間異樣地靜穆。我是歡喜四處看望的,見寺役走進去的沿街的那房間堙A有個軀體碩大的和尚剛洗了臉,背部略微佝著,我想這一定就是。......印光法師的皮膚呈褐色,肌理頗粗,表示他是北方人:頭頂幾乎全禿,發著亮光:腦額很闊,濃眉底下一雙眼睛這時雖不戴眼鏡,卻同戴了眼鏡上面射出眼光來的樣子看人:嘴唇略微皺癟:大概六十左右了。弘一法師與印光法師並肩而坐,正是絕好的對比,一個是水樣的秀美、飄逸,而一個是山樣的渾樸、凝重。

 

弘一法師合掌懇請了,「幾位居士都歡喜佛法,有曾經看了禪宗的語錄的,今來見法師,請有所開示、慈悲、慈悲。」

 

對於這『慈悲、慈悲』感到深長的趣味。

 

『嗯,看了語錄,看了什麼語錄?』印光法師的聲音帶有神秘味。我想這話堜峈抴N藏著機鋒吧。沒有人答應。弘一法師便指石岑先生,說這位居士看了語錄的。

 

這就開了印光法師的話源。他說學佛須要得實益,徒然嘴婸◆﹛A作幾篇文字,沒有道理,他說人眼前最緊要的事情是了生死,生死不了,非常危險;他說某先生只說自己才對,別人念佛就是迷信,真不應該。他說來聲色有點嚴厲,間以呵喝。我想這觸動他舊有的忿念了。

 

弘一法師再作第二次的懇請,希望於儒說佛法會通之點給我們開示。

 

印光法師說二者本一致,無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。不過儒家說這是人的天職,人若不守天職就沒有辦法。佛家用因果來說,那就深奧得多。行善便有福,行惡便吃苦;人誰願意吃苦呢?——他的話語很多,有零星的插話,有應驗的故事,從其間可以窺見他的信仰與歡喜。他顯然以傳道者自任,故遇有機緣,不憚盡力宣傳,宣傳家必有所執持,又有所排抵,他自也不免。

 

按:葉聖陶先生不愧為當代文學巨匠,此篇短文以寥寥數筆為印光大師勾畫出一幅生動的肖像,也是僅有的一篇關於大師體形外貌詳細特徵描寫的文字記敘。此文在當時及後來流布頗廣,傳誦甚眾。有於佛教毫無所知者,以讀此文而知有「印光」、「弘一」近代兩大師也。

 

(四)見《三編》卷三第七八0頁

 

按:《般若融心論》,幽溪法師講解《金剛經》要義,約四教以釋之,會歸於圓教之書,王謀鳳居士出資刻版,印光法師校勘,作序。

 

(五)見《續編》卷上第十五頁。

 

按:此函乃印光大師專為告誡明本法師,其代理戒塵法師為靈巖住持所應注意、遵循之六條規箴,於此可窺大師之辦道思想方針、方法。此六條之精神,若每條以一字概括之,則為(一),省;(二),儉;(三);正;(四),謙;(五),勤;(六),公。及至後來親訂靈巖寺常住規約五條,大師之為靈巖道場勞心竭力固非一朝一夕也。

 

(六)見《續編》卷上第二0一頁。

 

(七)見《續編》卷上第一三二頁。

 

(八)見《續編》卷下第一一七頁。

 

按:《嘉言錄》,大師皈依弟子李圓淨居士所編選。

 

李圓淨,近代佛教學者,居士。原名榮祥。浙江人。久居上海經商。皈依諦閑法師,後皈依印老,即專修淨土念佛法門。著有《佛法道論》一書,一九三六年出版。另有編者:《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釋》、《焚綱經菩薩戒本彙解》、《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科文表解》、《楞嚴經白話講要》、《大乘宗要》、《飭終津梁》、《甘地的戒殺主義》、《印光法師嘉言錄》等。一九五0年病故。

 

(九)見《續編》卷下第一二三頁。

 

(十)見《續編》卷下第一九四頁。

 

(十一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一二三頁。

 

按:此函中大師預示來年「秋後則作一南北東西了無定處之遊,以免信劄應酬,徒為人忙,誤己大事也。」此函後亦未署年月,以信中自稱「光今年六十七,精力已衰」等語,定為本年所寫。大師復潘對鳧居士前後共三函,此為第一函,後兩函中亦有精警開示,惜其函年月皆不志,無法考查。今將其信中妙語擷出錄之如左:

 

「是以欲求往生,當放下此世間,並放下過分之狂妄心(如同菩薩在生死中度脫眾生,此須自已是菩薩始得,若自己尚是凡夫,便欲擔任此事,不但不能度人,且不能自度。世間多少善知識,皆受此病,尚謂之有大菩提心,須知此心求往生則有益,以此不求往生,須是菩薩則可,否則危害不淺)。過分之狂妄心,為真修行者之一大障礙,不可不知。」(《復潘書二》《三編》卷一第一二四頁)

 

「接手書,不勝感歎。閣下厚德及人之深,以致潰兵土匪亦相戒勿擾。此非真有可動人者,曷能得也?食為民天,能惠民者,天必佑之。......是知人有實德,天有奇報。彼剝削百姓脂膏以求子孫富貴者,率皆滅門絕戶,而其神識當永墮惡道,無有出期,可哀也。是以欲救世人,非極力倡因果報應,斷斷不能收實效。」《復潘書三》(同上)

 

《嘉言錄》題詞並序(《續編》卷下第一一七頁)

 

公元一九二八年  戊辰  民國十七年    六十八歲

 

有廣東皈依弟子擬請大師往香港,因離普陀山,暫住上海閘北太平寺(一)。

 

二月廿一日燈下,復朱仲華居士書二(二)。

 

三月初一,復羅鴻濤居士書一(三)。

 

三月初三,復羅鴻濤居士書二(四)。

 

春,大師蒞滬,居士李慧澄請大師至「二憶精舍」佛堂,李與其妻周聖定同受皈戒(五)。

 

有川僧聽脈念佛者,其徒以其師之文與偈持之至太平寺謁大師,祈為改削流通及作序。大師閱後卻之(六)。

 

上海一皈依弟子請大師至其家吃齋。此弟子有一位五十餘歲學佛多年之親戚。此女居士學問亦很好,由此請謁大師。大師見面告誡之:「年紀大了,趕快要念佛求生西方。」且謂:「即身成佛的道理是有的,可是現在沒有這樣的人,亦非汝我可以做得到的事。」(七)。

 

夏,仍返普陀山法雨寺。偶晤張曙蕉女居士。先是,張曙蕉與中西至友六、七人避暑於普陀山麓極樂庵。每夜必至海上游泳。其事為大師所知,特遺一青年僧人相告張曙蕉等曰:「印光法師說:『南海多漩渦,防不勝防,每年有人慘遭滅頂,切勿兒戲,後悔莫及。』」(八)

 

張即至法雨寺相訪,大師一見歡然,賜與《文抄》一部,張以已所著《綠天簃詩詞集》答贈。次晨,大師即遺一山童送一紙簡與張,以評價《綠天簃詩詞》,循循善誘勸道張女士:「當移此愁怨以念佛,則生入聖賢之域,沒與蓮池海會。」(九)

 

張曙蕉至法雨寺再次拜謁。大師諄諄勸誡曰:「汝不要專學西歐虛派,當於公私之暇,實行愚夫愚婦之老實念佛。因一息不來,即屬後世,此時縱才高八斗,學富五車,亦無用處。若不及早修持淨業,待到此時,方知虛受此生,枉將宿生善根,盡消耗於之乎者也中矣。可不哀哉!喜作詩文,是文人習氣,若不痛除,欲於佛法中得真實受用,萬難!萬難!」(十)一星期後,張曙蕉離普陀山,往法雨寺拜辭大師,大師勸勉其皈佛,坐談二小時之久始別。

 

六月初一,復萬梁居士書一(十一)。

 

六月朔旦,敬書華嚴大經以盡孝思序(十二)。

 

七月十九,復楊典臣居士書三(十三)。

 

八月,復智章居士書(十四)。

 

十月初九,復萬梁居士書二(十五)。

 

十月十四燈下,復王照離居士書一(十六)。

 

十一月十七燈下,復王照離居士書二(十七)。

 

復宋六湛、褚蓮淨、張子淨三居士書(十八)。

 

作《地藏經》石印流通序(十九)。

 

作《梵綱經菩薩戒集證》序(廿)。

 

作《淨土輯要》序(序廿一)。

 

作《感應篇直講》序(廿二)。

 

作《到光明之路》序(廿三)。

 

作《石印「閨範」緣起》序(廿四)。

 

作《地藏菩薩往劫救母記》序(廿五)。

 

復周伯遒居士書(廿六)。

 

復義通法師書(廿七)。

 

圓瑛法師具書啟請大師講《阿彌陀經》,復函以老病辭(廿八)。

 

(一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一頁大師「自述。」

 

(二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一三三頁。

 

按:原函後但署「二月廿一日,燈下,」無年份。今據其信中所云「光廿三下山,至上海陳家濱太平寺料理印書事,六月仍歸山,七月下山則不歸矣」等語,以及上年(民國十六年)復潘對鳧書一中所云「明年前半年,尚有許多書當印。秋後則作一南北東西了無定處之遊」之語,可知是函寫於一九二八年,即民國十七年夏曆二月廿一赴滬之前夕。且由此可知,大師是年之夏六月間仍返普陀山居住。

 

(三)見《三編》卷二第三九0頁。

 

按:大師 此函教誡羅氏「既自名為佛弟子,何得以己之凡夫知見測佛境界?」(原函全文引錄於後)

 

羅氏曾於大師逝後作文紀念,追憶此事,文名「印光大師盛德識小錄,」載《紀念文集》中,自謂:「業障深重,福慧淺薄,於印光大師生前未獲一禮覲。民十七年春,雖曾兩書請益,終以根機鈍劣,亦未能當下領悟,反因此時生譏議。直至今春,始能領會大師教訓之益(詳情見二十三期弘化月刊——原注)。由是深愛大師之文字般若,發心為之編輯外集,藉以自贖往日罪愆於萬一。」

 

據羅氏所記大師之盛德,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:

 

一,慈悲廣大。大師晚期,目力精神兩俱衰損,開示各方函件,每云:光老矣!目力精神俱不給,以後勿來信,來決不復。亦不許介紹人皈依。外集中所收此項函件頗多,幾於耳熟能詳矣。於以見各方敬仰大師、有所請益者之多。而大師雖作此說,仍不惜多方開示,每每手眼兩鏡並用,成一短劄。為弘楊佛法而犧牲,一至於此。其慈悲心之廣大,寧可量乎?

 

二、留心醫藥,心存濟世。病為八苦之一,一經病患,其痛苦之烈,非身受者莫能知,於是求醫服藥尚矣!大師雖不習醫,而於醫藥一項關心至切。《外集》中,於治大麻瘋、虐疾、盲腸炎、療瘡等藥,時時有所開示,俾展轉相告,同猶解脫苦厄。至於戒鴉片方,毒乳殺兒,念觀音救難產,分賜大悲水、米,尤言之屢屢。古賢有云:不為良相,便為良醫。大師有焉。且大師所留心之醫藥,方必求其靈驗,藥必求其簡而易得,務使貧富皆可獲益。此尤足令人稱道也。

 

三、力扶正道,痛斥扶乩。大師平日教人,惟在老實念佛上做功夫。與子言孝,與父言慈,與友言信,力戒怪力亂神之談。故於扶乩之冒托仙佛,不憚大聲疾呼,加以指斥。《外集》中往往見之。雖以此得罪於人,所不計也。其摧邪輔正之處,有功於世道人心者為不小。

 

四、處事鎮定。大師暮年閉關報國寺,其時風聲鶴淚,一夕數驚。各方弟子時以大師生命為念,紛請避地。大師概行婉辭,以一經遭難,即得生西自慰。履危若定,不肯先去以為民望,是可敬矣。

 

五、發揮儒理。大師雖歸心佛門,而於儒教古賢之意旨亦多融會。其發揮處,頗多前賢所未道。至程朱諸儒,破斥生死輪迴之心跡及其後患,《外集》中尤一再言之。心和氣平,起程朱於地下亦當心折。

 

六、文辭高古,書法古樸。大師之為人,其足以見重於世者甚多,初不必再求文辭書法之美妙。然即就其文辭而言,亦深足以令人愛重。至其書法,有時任意揮灑,固古樸可喜,稍經意者,直可上追魯公爭座位帖。此二者雖不足為大師增重,然亦可以見有道者之無所不能矣。

 

(四)見《三編》卷二第三九0頁。

 

(五)見《永思集•詩偈十四》(第二二七頁):

 

十九年前禮南海,承師苦切誨諄諄。

光明幢倒吾安仰?剩有淋浪淚滿巾。

 

(原注:民國十一年度夏,普陀進香謁師於法雨寺之藏經樓。一見即勸導持名念佛,開示懇切周摯,雖頑石亦應點頭。十七年春,師蒞滬,特延至二憶精舍佛堂 ,與亡室周氏聖定同受皈依戒,自此趣向始定。)

 

(六)見《三編》卷二第三0八頁《復謝慧霖廿五》。

 

按:大師閱此川僧之文與偈後,謂來謁之川僧徒曰:「汝師到是有所悟者,但以禪淨宗旨不明,以禪為淨,以淨為禪。俾念佛者不致力於信願,而致力於參究,縱有所悟,不能仗佛力往生西方。由未斷惑,不能仗自力了生脫死。汝要流通,我也不打破,汝自為之。我亦不為汝改削,亦不作序。汝印出來也不要送我,我也不肯為汝施送。」其人遂去。向大眾書局排印數千本,名《禪淨言行錄》。

 

大師評其偈謂:「其偈居半,似有道理,但宗旨混濫,亦可令無知之人種善根,亦可令真修淨土人棄信願。此種書,光不肯干預。」

 

(七)見《三編》卷四第一一0九頁《由上海回至靈巖開示法語》:「民國十七年,上海有一皈依弟子,請我到他家吃齋,便說他有個親眷,是學佛多年的女居士,學問亦很好,已有五十多歲了,可否叫她來談談。我說可以的。於是就叫她來。等到見面的時候,我就對她說:『年紀大了,趕快要念佛求生西方。』她答道:『我不求生西方,我要生娑婆世界。』我便回答她道:『汝的志向太下劣了。』她又云:『我要即身成佛。』我又回答她道:『汝的志向太高尚了!何以那個清淨世界不肯往生,偏要生在此濁惡的世界?要知道,即身成佛的道理是有的,可是現在沒有這樣的人,亦非汝我可以做得到的事。』像這樣不明道理的女居士竟毫不自量的口出大言,實在是自誤誤人的。」

 

(八)見《紀念文集•追慕原始要終之第一位》。

 

按:張曙蕉,女,名汝釗,字曙蕉(公元一九00——一九七0)。浙江慈溪人。皈依太虛法師後,賜法名聖慧。祝發為比丘尼後依根慧法師,賜法名曰本空,字又如,號弘量。出家前著有《綠天簃詩詞集》。

 

(九)見(八)。又,此函收入《三編》卷二第三一七頁《復張曙蕉居士書》。

 

(十)見(八)。

 

按:《三編》收大師復張曙蕉書共八通,張女士此紀念文中引錄二通。大師與張曙蕉只此一遭會晤,前後見面三次。據張氏此文所言,時間在「民國十七年夏」,而大師《復張曙蕉居士書四》中,開首即言:「君於民十六年見光時,光頗嘉其聰慧,而又能受人指斥,故光常冀君為浙地女界之善導。」大師人事紛繁,接引初機如曙蕉輩不勝之多,日久回憶,於時間上似有約略之處,而張女士則畢生拜謁大師僅此一遭,故於日期上記之似較確切。且據本年大師「復朱仲華書」中所云「六月仍歸山,七月下山則不歸矣,」可知是夏大師仍在普陀山。與張曙蕉會晤或其時歟?因從張文所記,載入本年條內。

 

(十一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一五三頁。

 

(十二)見《三編》卷三第七五四頁。

 

(十三)見《三編》卷二第五二二頁。

 

(十四)見《三編》卷二第四三九頁。

 

(十五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一五四頁。

 

(十六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一四0頁。

 

(十七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一四一頁。

 

(十八)見《續編》卷上第二0七頁。

 

(十九)見《續編》卷下第九頁。

 

(廿)見《續編》卷下第十一頁。

 

(廿一)見《續編》卷下第二十二頁。

 

《淨土輯要》,大師之皈依弟子、湖南劉陽潘慧純、邵慧圓居士編輯。共分三編,上編輯錄《增訂廣長舌》為初機入門;中編輯錄龍舒居士及歷代淨土宗法師切要之開示語錄;下篇輯錄念佛儀式及淨土日課經咒、回向文。

 

(廿二)見《續編》卷下第二十五頁。

 

(廿三)見《續編》卷下第七十四頁。《到光明之路》,大師之皈依弟子李圓淨居士編輯。述因果報應之善書。

 

(廿四)見《續編》卷下第九十五頁。

 

按:《閨範》四卷,明呂叔簡編輯。萬曆十八年庚寅(公元一五九一年)成書。近代李耆卿出資印行五百部流通,並祈印光法師為之作序。

 

(廿五)見《續編》卷下第一0九頁。

 

「眾生之心,與佛無二,其不能作佛、常作眾生者,以其自無慧力,不能覺悟,又無善知識為之開導,由是以本具佛性之妙心,作起惑造業之根本。」

 

(廿六)見《三編》卷二第二七九頁。

 

按:大師復周伯遒居士函共二十通。此函後亦無年月日期,以函中「香港早已函電催促,明年正月當即前去」句,再參照《大師自述》中「民十七年,有廣東皈依弟子擬請往香港,離普陀,暫住上海太平寺。十八年春,擬去,以印書事未果。」等語,考定此信寫於本年。

 

(廿七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十八頁。

 

按:印光大師對於自身個人力量,對於所處當時社會環境、局勢,皆有充分客觀現實之估量,故別具洞察事物事件本質之卓識遠見。此乃大師終其世弘法利生之特點,亦是其弘揚淨土念佛法門取得輝煌成果原因之一。因時制宜,契理契機,此之謂也。大師且舉南京法雲寺例,謂:「南京法雲寺,已募四萬八九千圓,擬先蓋大殿,光極力阻止,幸未蓋。若蓋成,則必被兵住。」凡不顧當時當地實際情形,一味謬以大興土木,募緣建築,自命為弘揚佛法者,皆應以大師此函為警策,逐字逐句領會其中意義,三復其旨,真佛子者,必幡然而悟矣。原函未署日期,今以信中自云「虛度六十八歲」諸語,定為本年所寫。

 

(廿八)見《永思集•印光大師生西事實》。

 

復羅鴻濤居士書一(《三編》卷二第三九0頁)

 

復張曙蕉居士書一(《三編》卷二第三一七頁)

 

復張曙蕉居士書七(《三編》卷二第三二一頁)

 

妙峰法師,明代山西平陽人。名福登,姓續氏。天生異相,七歲失恃怙,為里人牧羊。十二歲投近寺僧出家。僧待之虐,逃之蒲阪。山陰王建見而奇之,修蘭若令其閉關,入關未久,即有悟處,作偈呈王,王取敝履割底寄之,登接得禮佛,以線係項,自此絕無一言矣。

 

復義通法師書一(《三編》卷一第十八頁)

 

公元一九二九年  己巳  民國十八年    六十九歲

 

離普陀山,在滬校印各書,急欲結束,及早歸隱。擬應廣東弟子黃筱偉等所邀赴香港。真達法師等以江浙佛地信眾尤多,一再堅留,遂辭香港之請,留之(一)。

 

正月燈下,復周智茂居士書一(二)。

 

二月初二,復師康居士書(三)。

 

五月初三,復焦易堂居士書(四)。

 

夏六月,作《慧濟居閱經室緣起》(五)。

 

夏,晤芝峰,大師予以教誨約一小時(六)。

 

季秋,作《樂慧靜優婆夷生西記》(七)。

 

十月廿三,復李少垣居士書(八)。

 

十一月十六,復某居士書(九)。

 

十二月初八,大師在滬世界佛教居士林作開示,時范古農作開示法語記錄(十)

 

胡兆煥居士由明道法師介紹皈依為弟子,大師勖以「致力教育,栽植青年,當如苦行頭陀,不辭勞瘁」(十一)。

 

作《介紹用三星素皂書》(十二)。

 

復陳慧和居士書(十三)。

 

復郝智熹居士書(十四)。

 

作《普門品講義序》(十五)。

 

作《歷史感應統記》序(十六)。

 

作《新編觀音靈感錄》序(十七)。

 

作《杭州南天竺演福寺募修大殿並各殿堂寮舍疏》(十八)。

 

作《募修永年祈禱普利會疏》(十九)。

 

作《蓮宗正傳》跋(廿)。

 

作《地藏菩薩本跡靈錄》序(廿一)。

 

作《日誦經咒選錄》序(廿二)。

 

作《淨土問辯•功過格合刊》序(廿三)。

 

作《覺後編》序(廿四)。

 

作《重印〈達生〉〈福幼〉兩編序》(廿五)。

 

作《重印〈環球名人德育寶鑒〉序》(廿六)。

 

作《放生殺生現報錄•戒殺放生各文合編》序(廿七)。

 

作《五台碧山寺由廣濟茅蓬接法成就永為十方常住碑記》(廿八)。

 

(一)見《永思集》,「行業記」。

 

(二)見《三編》卷二第四五九頁。

 

按:此函雖短,然函義精闢,信中所云「今人體質單弱,不得妄效古人」;又如「佛法真益,要在至誠中得」等語,皆為重要開示。信中告誡一切修行之人,必須質直無偽,真實做去,方為實行。所謂「少實勝多虛,大巧不如拙」,當書之以為座右銘。

 

信後另附印光大師對《增廣文鈔》中戒煙藥方用之補充說明。鴉片煙者,吾國自清季至民國一大禍患也。近偶閱野史所載,謂張學良將軍早年亦曾染此嗜好,且已成癮癖,其後為強身報國,矢志戒之。不幸先遭日軍之欺,以瑪啡針詐稱戒毒針劑,毒癮轉深。及覺察時,受害已甚。後至上海,設宴請諸友好宣白戒毒決心,乃獨處靜室,質直做去,當甚癮發作之際,痛苦不堪勝言,至以首撞壁,流血滿面。幸恃張帥意志堅毅,體魄強健又且年青,數日後毒癮熾烈之勢減退,輾轉一月,加以調治,戒毒成功。夫張將軍者,人中之豪傑也。及其少時,猶不免受社會流弊所荼毒,戒除之際,艱危如此,況一般蕓蕓眾生,下根庸人,其能到此地步而決然自拔乎?吾在此不惜篇幅載述,絮絮以此事為例者,蓋可以管窺鴉片煙患在當時社會禍害之烈。由此可以映襯出大師施刊戒煙藥方,且一再諄諄說明之苦心,大慈大悲之菩薩心腸。印光老人雖身居海島,其洞察當時社會流弊一清二楚,而救苦救難、普濟眾生之大乘佛教精神於此相得益彰。

 

(三)見《三編》卷二第四六八頁。

 

按:大師於此函中介紹《壽康寶鑒》一書,對於青年養身修性重要意義,拳拳之心,慈母之愛耀然紙上。

 

(四)見《三編》卷一第一二0頁。

 

按:此函近代一難得之宗教家精闢政論文章也。大師於此文歷陳事實,指斥當時政府破壞佛教,意欲驅奪僧產的行為,實際違背了立國之本的三民主義。全文雄辯有力,文筆矯健,首尾呼應,始終針對民國政府的三民主義意旨而發,所謂以子之矛,攻子之盾也。信後一段附言,論及新時代之男女平權問題,直截了當指明「女人之權大於男子多難稱喻」;又謂「治國平天下之權,女人家操得一大半」。可算得「婦女頂半邊天」發源之論。

 

此函末但署月日,未寫明年代,今據其起首所云:「以三民主義互相號召,今已十有八年」句,考定為民國十八年,即公元一九二九年時所寫。

 

(五)見《三編》卷三第八0三頁。

 

(六)見《永思集•紀念印光老人的老實話》。

 

(七)見《三編》卷三第八一七頁。

 

(八)見《三編》卷三第七0四頁。

 

(九)見《三編》卷三第七一八頁。

 

按:大師此函中,有三層深義值得仔細領會深思:一、謂人之成敗(關鍵)全在幼時。二、謂父母者兒女之模範也。其三、謂光宗耀祖,成家立業,只在能立志學好而已,豈有什麼難行難做處!法師屢屢指示:「家庭教育為改造社會,培植人才之根本途徑。」此項觀點、主張,大師終其世不厭其煩地為人提起。

 

(十)見《永思集•我之紀念印光大師》:「十八年佛成道日,於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,記錄大師開示。」「開示法語」全文見《三編》卷四第八七五頁。

 

(十一)見《永思集•印光大師圓寂感語》。

 

(十二)見《續編》卷上第一二九頁。

 

(十三)見《續編》卷上第一七0頁。

 

(十四)見《三編》卷二第五三一頁。

 

按:此信中大師指出:「若是唯讀得幾種禪書,便學著弄機鋒,則其罪極重。」「譬如軍中口號,非營外人所得知。若順字面解機鋒,則如營外人妄意營中口號為某,便自混入,能不送命於當下乎?」此則譬喻,生動深刻之至。原函末後未署年月日期,今據其信中自云「虛度六十九年」而定為本年所寫。

 

(十五)見《續編》卷下第十三頁。

 

(十六)見《續編》卷下第二十三頁。

 

按:此書大師向魏梅蓀提議(見前注),後由聶雲台居士請許止淨居士編輯完成。乃歷史上因果報應故事之彙載也。

 

(十七)見《續編》卷下第二十九頁。

 

(十八)見《續編》卷下第二三八頁。

 

(十九)見《續編》卷下第二三九頁。

 

(廿)見《續編》卷下第二四三頁。

 

(廿一)見《續編》卷下第三十頁。

 

(廿二)見《續編》卷下第五十頁。

 

(廿三)見《續編》卷下第五十二頁。

 

(廿四)見《續編》卷下第五十三頁。

 

按:《覺後編》,前清隱士王克庵所編。選取諸書如《陰騭文》、《功過格》等及古今賢哲所著孝親敬長、持身涉世、改過遷善諸嘉言,輯為一編,共分十四門。

 

(廿五)見《續編》卷下第七十頁。

 

按:《達生編》中醫產科普及知識書。《福幼編》,中醫兒科、保健書。

 

(廿六)見《續編》卷下第七十八頁。

 

(廿七)見《續編》卷下第八十九頁。

 

按:《戒殺放生錄》,清代江慎修所編,將所見所聞之殺生、放生因果報應錄之成集。其族齋孫江易園為之排印出版於民十一年。大師所序。

 

(廿八)《續編》卷下第一六七頁。

 

按:佛界內向有剃度派寺院與十方叢林之分,剃度派寺院與寺廟創建及管理體制上,有其存在之歷史根源與社會基礎,然古今高僧大德無不以與樹,維護十方叢林為已之第一宏法大事。此文可並參閱大師《至廣慧和尚書》(《續編》上卷)、圓瑛法師「清涼芬芳普濟寺十方碑記」(圓瑛大師年譜)及沈去疾《上海普濟寺碑考》等。

 

復焦易堂居士書(嘉言錄『喻在家善信』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