佛教對中國文化之影響

 

文珠法師講述

1975年2月為響應羅省中國同學聯合會主辦

中國文化週於加州州立大學

 

一、佛教的始創者及其思想

二、佛教最初傳入中國年代

三、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

四、佛教對中國風俗的影響

 

今天的聚會、並非宗教的佈道,而是學術性的研究,因為貴同學會,現正學行中國文化週,本人應邀前來參加你們的研討會,故特別提出「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」問題,分幾點與各位共同討論。

 

一、佛教的始創者及其思想

 

佛教,是世界四大宗教之一,它的始創者,並非佛教徒幻想中假定的人物,更非一般人所想像的虛無飄渺的鬼神,而是確有其人、其事,而且是有歷史考證的偉大聖哲--釋迦牟尼佛。

 

釋迦牟尼,誕生於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印度迦毗羅衛國,淨飯王宮,名悉遴多太子。因不滿當時印度社會階級制度的嚴厲,同時更要拯救當時在不平等待遇下,苦不堪言的群眾,毅然放棄行將繼承的王位,出家修行,以找尋人生真理,作為建設自由平等的社會基石。

 

太子離開王宮,四處尋師訪道,經歷五載,始終無法發現曾經理解人生真諦的人,因此,希望運用自己的智慧,從苦行中,去求取證,故進入摩竭陀國,伽耶山附近之苦行林,忘餐廢寢,專事苦行。不覺六年於斯,弄得身形消瘦,面目全非,結果一無所獲,始知道苦行無益,唯有放棄苦行,到尼連禪河去洗除身上積垢,又接受牧女貢獻飲食,以恢復體力,然後到菩提樹下,結跏趺座,止息妄念,正心誠意,參究真理,找尋人生意義,觀察宇宙真相,終於夜親明星,豁然大悟,成為宇宙之大覺,被世人尊稱佛陀,號曰:釋迦牟尼佛。

 

梵語釋迦,譯能仁,牟尼譯寂默,能仁代表慈悲,寂默代表智慧。故釋迦牟尼佛,即是一位綜合智慧與慈悲於一體的聖者。因為佛陀開發了人性本具至真至大的智慧,所以知道,真正的自由,不止是言論上、信仰上、經濟上、以及行動上的自由;而是心理上、與生理上絕對的自由。真正的平等,不僅是種族的,法律的,經濟的,以及待遇的平等,而是理性的平等。因為佛陀激發了人性原有至圓至極的慈悲,所以為了要使每個眾生都獲得真正的自由與平等,而本著我不入地獄,誰入地獄的精神,入世、救世。一方面協助眾生粉碎煩惱枷鎖,擺脫生死束縛,令獲得真理生命至真、至善的自由,一方面鼓勵眾生自利利他,自覺覺他,福慧兼修,悲智雙運,以證平等的理性。前者是小乘思想,後者是大乘精神。

 

小乘思想應用於人生,是尋求苦樂之根源,及其對策,使人了解人與人,人與物的種種關係與法則,去建立正確的人生觀,以及處世做人應有的態度,使人在維持倫理道德的生活中,不斷止惡行善,改往修來,最後,斷煩惱,了生死,超越輪迴,悟證真理生命的畢竟自由。

 

大乘佛教,除了知道我法二執,是人生痛苦的根源,以及獲得斷除我法二執的方法外,還要發菩提心,立大悲願,「願我與眾生,皆共成佛道。」內則斷惑證真,心物交融,悟契理性,生佛一如;外則眾生無盡,我願無窮,永遠本著犧牲小我的精神,去教化眾生,利益有情,甚至地獄末空,誓不成佛,

 

佛陀在世,說法四十九年,談經三百餘禽,無非觀機說法,對小機說小法,對大機說大法,前者要人「知苦斷集,慕滅修道」,斷惑證真,離苦得樂,然後回小向大,自利兼他,共趣佛道;後者則直指佛性平等,「心佛眾生,三無差別,平等平等,無有高下。」故需廣修六度四攝等法門,自他共濟,最後同證菩提,

 

思想雖二,而旨趣是一,所謂:「方便有多門,歸元無二路。」可是,佛教思想,無論大乘或小乘,均可應用於人生,而且是積極而非消極,是入世而非厭世。誠如梁啟超所說:「佛教之信仰,是智信而非迷信,…是兼善而非獨善,…是入世而非厭世,…是平等而非差別,…。」

 

或有人問:既然理性平等,何以生佛懸殊,苦樂天淵?原因何在?佛在菩提樹下成等正覺時說:「善哉!善哉!大地眾生,皆具有如來智慧德相,皆因妄想執著,而不能證得。」由是可知,妄想執著,就是導致生佛懸殊的主要原因。

 

眾生本具的理性,亦即是佛性,雖與佛同,但由於眾生妄想執著,致使思想各異。眾生由於不同的思想,策動不同的行為,形成不同的業力,而招致不同的結果,遂形成宇宙間千差萬別的法則,以及人與人間苦樂不同的遭遇與感受。雖然,但其本具之佛性,並不因此而變質,更末因此而失其「通人物,達四海,塞天地,亙古今,無有乎弗具,無有乎弗同,無有乎或變者」的功能。等如電燈,其款式雖然有長短方圓,其顏色雖然有紅黃藍白,其光亦有深淺明暗的不同,但其發光之電力,並不因燈之形色各異而有別,更不因光之明暗而影響其電力,充塞太空的功能。同樣道理,佛性平等,眾生雖因妄想不同,業力各異,致使現象界有美醜苦樂之分,但其本體的佛性,並不因之而有差別,所謂:隨緣不變,不變隨緣。又如金作器,器器皆金,只要我們不為外境所誘,不為現象所惑,澄清外來妄想,發掘內在智慧,自然可以發現人生的本體,悟證平等的理性,與佛無二。這是佛陀創教之宗旨,亦是吾人學佛之目的。

 

二、佛教最初傳入中國年代

 

關於佛教最初傳入中國的時代,有各種不同的異說。據一般傳說,而又為學佛者所公認的,是漢明帝遣使西域求佛之說。據史稱:「永明七年,明帝夜夢金人,飛入殿庭,且以問於群臣,太史傅毅對以:『西方有神名曰佛,陸下所夢,得無是乎。』帝乃遣中郎將蔡愔、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,出使西域求之。十年,愔等於大月氏國,遇沙門迦葉摩騰,竺法蘭二人,得佛像經卷載以白馬,共還洛陽,帝立精舍以居之,名曰白馬寺,是為此土有沙門之始,亦為此土有寺院之始。」(見黃懺華著中國佛教史第一章)反是說者則說:永平十年以前,中國人已知有佛教,梁啟超亦斥漠明帝求法之說,全屬敵視佛教之道士--王浮,欲證明佛教晚出,自圓其說,謂佛是老子弟子之說而虛構。

 

本人認為,秦始皇與印度阿育王同時,阿育王不但篤信佛教,且致力於傳播佛學,曾派傳教師二百五十六人,於世界各地傳揚佛教。然則,阿育王曾派遣高僧來華,非無可能;不過,未必見納於王廷,或為當時暴政所害,故未見於經傳。及漢明帝遣使請佛,及外僧來華,既尊之寵之,復展其譯業,廣事宣傳,遂為世人所重視,所歸向,而史家亦記之,而傳之後世耳。實則,佛教之傳入中國,應始於秦而盛行於漢,至隋唐間,更日趨興盛,及玄奘義淨由印度歸國,大事翻譯,盡量介紹印度文化,致使佛教,盛極一時。

 

三、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

 

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,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,只限於宗教,而是於宗教之外,如文學、思想、藝術等等,均有顯著的影嚮,茲分述於後:

 

(一)對思想界的影響

 

中國哲學思想,萌芽於周,而盛於戰國。戰國時代,諸子爭鳴,各倡其說,使中國哲學思想,極盛一時。漢朝,則唯有孔老,後因武帝斥百家而定儒為一尊,故道教日衰,及魏晉六朝,佛教盛行於世,而道教亦漸復興,遂起衝突,因衝突而排斥,因排斥之接觸而融和,後講老莊者,多取義於佛經,而講佛學者,亦多引用老莊。

 

至於儒家,亦因帝王及名儒,多轉向佛,致使當時衛道者闢佛,但終因佛教思想之超越,翻譯文學的優美,當時一流儒者,無不學佛,唐朝一般思想家,竟以佛教空有二門,及非空非有之中道義,作為調和甚至領導儒道之根據。

 

唐末宋初,唯有禪宗獨盛,且操縱當時思想界。因為禪宗主張不立文字,教外別傳,旨在參究人生根本原理,使人自己研究,有以發明--明心見性,方可論學。當時學術界受禪宗影響的,如周濂溪、程明道等…。例如:周命門人參究「孔子顏回所樂為何事」?程亦命門人觀察「喜怒哀樂末發前之氣象」而且主張半日讀經,半日靜坐,皆受佛教禪宗參究「生從何來,死從何往?」或「父母末生我前,如何是我本來面目?」之思想所影饗。

 

至於宋之陸象山,更進而以「宇宙即吾心,吾心即宇宙。」明之王陽明,亦取禪宗方法,為其提倡「致良知」的根本。總而言之,周程朱子等之理學,及陸象山、王陽明等之心學,無一不受佛教禪宗思想的影響,可以說,彼等本乎佛理,加以所學,而建立一套學術思想與理論,此即是中國哲學史上著名的宋明理學,凡研究中國哲學史者,想必有同感。

 

(二)對文學界的影響

 

佛經翻譯的中堅時代,是晚漢至盛唐六百年間,佛教大藏經中,五六千卷的經典,皆是此時的產品,宋元以後,雖間有所譯,但已微不足道矣。

 

中國南北朝至惰唐之間,大師輩出,翻譯的人物,不下數百,其中最傑出,而對中國文學貢獻最大的,當推羅什與玄奘。羅什是舊譯時代的泰斗,玄奘則是新譯時代之俊傑;奘譯卷帙,雖富於羅什,而什譯之範圍,卻廣於玄奘,兩者智等譽齊,勢均力敵。舊譯多尚直譯,所以羅什譯本,帶有極豐富之西域天然語趣,不但對中國思想界闢一新天地,而且對中國文學之影饗尤巨。至於新譯時代,則轉趨意譯,其文筆之生動有趣,格式之新穎,詞語之創新,結構的精美,竟使中國文學,為之變質,玆舉三點如下:

 

1)國語內容為之擴大

 

中國自漢朝以後,學者唯古是尚,不敢稍有創作,雖有新觀念,亦必套以古詞,使一切學術均帶有灰色,毫無生趣。佛經初期翻譯,除固有名詞對音轉譯外,其相象語者亦襲古,後研究日深,感覺舊語與新義,甚難配合,若仍用古語,未免籠絡失真,或詞不達意,因而致力於新語之創造,無形中促進國語內容日趨擴大,現在之佛學大辭典,雖然推未能搜盡佛經所有新名詞,但睹之亦足使人歎為觀止。

 

至於日本所編之佛學大辭典,所收集之三萬五千餘語,皆漢晉至隋唐間,諸譯師所創之新語,此等新語之加入中國語言系統,而變為新成分,國語內容,焉得不擴大之理?

 

2)語法及文體之變化

 

只要揭開佛經一讀,便覺其文體與普通書籍不同,其中最顯著的,佛經既不用之、乎、者、也、矣、焉、哉等字,亦不用朗文之綺麗詞句,同時佛經中倒裝文法既多,而形容詞,重牒語,及同格的詞句亦不少,特別是一篇中,散文與詩歌交錯,不管是詩體的偈頌,或散文式的長行,內容或說理、或述事、或問答,或譬喻、皆兼而有之。唐朝以後,中國文體,多近於寫真順暢,一洗六朝之纖塵,未嘗不是受佛經翻譯文學的影饗。

 

總之,佛經文章構造形式新而美,外來語調色彩亦濃,使人讚之,自有一種調和而新鮮之感,可說是當時一種革命的白話新文體,此種新文體的創立,羅什及其門下居功至偉。唐朝佛經翻譯雖盛,但若從文學方面較量,則後之譯者,竟無過於羅什。

 

3)文學情趣的發展

 

中國近代之純文學,例如小說歌曲,甚至文藝創作,皆與佛經翻譯文學有密切關係,因為中國佛教,自羅什以後,幾為大乘派所獨佔,然大乘之勃興,卻在佛滅後。其首先倡導者應推馬鳴,讀羅什馬鳴菩薩傳,知其實為一大文學家及大音樂家,其著作及弘法事業,均本所學,故其著「佛本行讚」一書,可以說是:一首三萬餘言的長歌;譯本雖然不重音韻,但讀之,就覺其與孔雀東南虱飛等古絮樂府相彷彿。其所著大乘莊嚴論,則簡直是「儒林外史」式的一部小說,其材雖取自四阿含,但經其美妙之文筆點綴,竟使讀者心動神往。

 

馬鳴以後的大乘經典,大都以壯潤文瀾,演極微妙之教理,如華嚴、涅燊、般若等富有文學性的經典,再經譯界宗匠,以極美妙之國語為之翻譯,讀之,即使不信佛理,亦醉心於其詞句而不忍釋手,所以,中國文人皆愛好讀佛經以助其文章之美妙,甚而想像力不期而增加,詮寫方法不期而革新,其直接影響於中國文藝之發展的,如中國文學巨著水瀟傳、紅樓夢等,其結構及筆法,都受華嚴、涅槃等經之影響,即宋元明以後,雜劇、傳本、彈詞等長篇歌,亦間接吸收「佛本行讚」之筆法而寫的。至於唐朝的寒山拾得等,深入淺出的新詩,實為開白樂天,蘇東坡等之先河,而宋程朱等之語錄,亦皆模仿於佛教禪宗。此外歸元錄,西遊記等,更是富有文學價值的削作。

 

(三)對藝術界的影響

 

佛教對中國藝術之影饗,可分四點說明:

 

1)建築的弘偉

 

中國古代的建築,雖不如西洋之實用,但卻力求精美,如房屋前後之陳列佈置,左右美妙的點綴,又非西洋建築物可比。特別是一般佛寺之營造,結構之精緻,氣派的弘偉莊嚴,皆仿印度原始佛教之狀態,至於遍佈中國大陸各地之佛塔,更足以代表佛教堅毅之精神,給人神聖而崇高的感覺。

 

2)雕刻的逼真

 

中國古代雖有雕刻,而塑像及鑄像,卻始於佛教之輸入,唐朝名工之塑像,以及用木或石所雕刻之佛像,實是劃時代之藝術創作。如洛陽龍門與大同雲崗之石佛、燉煌石窟之佛像與壁畫,其形態之逼真,人物之,豈止栩栩如生,簡直是飄飄然欲飛之勢,誠屬中國藝術界之無價珍品。

 

3)畫像的肖妙

 

由於隋唐佛教之繁盛,而使中國國畫獲得極大的啟示,因為當時名工繪畫佛像,力求維妙維肖,且將佛經中故事人物繪於壁上,以作莊嚴之點綴。如燉煌壁畫,雲崗石佛,均名播遐邇,為中國藝術放一異彩,吾等雖未能親睹大陸佛寺之藝術創作,僅從書本及畫片略窺一二,雖然,亦心嚮往焉。

 

4)梵唄的感人

 

中國古樂甚佳,但佛教來華,更有新調加入,使舊調百尺竿頭更進一步,而有特別的發展,如「魚山梵唄」「寺院鐘聲」等樂曲,皆摹佛經中極好之梵音,至於佛寺中檔磬鐘鼓等,皆僧眾起居與共之禮樂,使人聞之,俗念頓消。中國詩人多喜聞佛寺之暮鼓晨鐘,而歌詠出絕妙詩詞歌賦,即使是現代樂府,亦多取韻於佛教唱誦,可見佛教音樂之感人。

 

四、佛教對中國風俗的影響

 

佛教傳入中國,除了對中國文學思想等有直接間接影響外,從不參預政治活動,但對社會風尚習慣,卻有潛移默化之功。最重要的是對人生觀的改善,以及對孝道的擴展。

 

(一)人生觀之改善

 

中國古之人,皆以人死如燈滅,孔子亦說:「未知生,焉知死」。佛教之傳入中國,使人知生有所來,死有所往,几生死往還之權,皆操之於自己,所謂:「禍福無門,唯人自招」。而禍福的招致,又往往繫於人一念之間。所以說:「一念之善上天堂,一念之惡入地獄。」因為佛教認為人於日常生活中,一切行為,語言及意念,均可形成一種特殊的慣性,成為一種能招致未來果報之潛勢力,亦即是主宰人生,支配宇宙的業力。

 

由於人的業力有善惡,故果報亦有好醜與苦樂。佛說:「假使百千,所作業不忘,因緣會遇時,果報還自受。」又說「欲知前世因,今生受者是;欲知來世果,今生作者是。」既然人生的一切際遇,皆是自作自受,又何必為環境之困苦而悲哀,或因美好之際遇而傲人?但能把握現在,悟已往之不諫,知來者之可追,痛改前非,努力向善,自然可以克服困苦,開創幸福。所以佛教的三世因果輪迴之說,實含有警惕性及鼓勵的作用,使人於因果定律下,生者懺悔積福,以保安康,亡者追荐超度,以濟其靈,甚而國家帝皇權貴,亦每因國家不幸而自責無德,引為內咎,進而反躬自省:以禳炎疫。由是可知佛教因果律之深入人心,豈獨影響中國人之人生觀,抑亦可以治患於未然,而輔政教之不足。

 

(二)對孝道的擴展

 

中國古人,立身處世,甚至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,皆以孝道為本。佛教之傳入,益使中國孝道內容擴大而充實。因為儒家論孝,不過是「生事之以禮,死葬之以禮,祭之以禮。」或除侍奉左右,冬溫夏涼,晨昏定省外,還要繼承先人之遺志,完成先人之事業。如孔子說:「乎孝者,善繼人之志,善繼人之事者也。」

 

佛教言孝,不僅侍奉供養,繼其志,展其業,更要使其止惡行善,進而了生脫死,離苦得樂。故古德說:「人而無孝,不足以為人;孝而不了生死,不足以為孝。」又說:「生養死葬,小孝也;生俾衣祿,死俾流芳,大孝也;生導其正信,死荐其靈神,人孝之大孝也。」

 

佛說梵網經說:「一切男子是我父,一切女人是我母,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,放六道眾生,皆是我父母。」準是可知,佛教孝道意義之深,而範圍之廣,不但要孝敬自己三世父母,使其正信,止惡行善,最後了生脫死,離苦得樂;甚至對於六道眾生,亦應孝之敬之,然則,基於「敬人者人皕q之」的原則,佛教孝道之提倡,確可令社會充滿孝敬與親善,而人心之向善,前途之幸福,亦可指日而待。所以我說:佛教之孝,不止使中國孝道內容擴大而充實,抑亦可以敦風化俗,有助於道德之發揚。

 

綜上,我們應該知道,佛教是歷史上一種文化思想革命的產品,而佛教傳入中國後,對中國文化的影嚮既深且巨。如果說:儒家的文化,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,則佛學該是中國文化的心臟。如果說:中國傳統文化是以儒家思想為本位文化,則佛教之輸入,竟使中國本位文化第一項變質,而成為本位文化之一,這是無可否認的事貿。所以,我們要研究中國文化,首先要研究佛學;要復興中國文化,首先要復興佛教,欲想使中國文化傳播於世界,更非先發揚光大佛教不可。

 

近代許多醉心於中國文化的外國學者,大都以佛學為主體。基於此,我認為:身為中國人的我們,特別是中國留學生,不管對佛學信仰與否,都有研究佛學的必要,否則,不要說無以負起傳播中國文化的使命,即一旦與研究中國文化的外國學者接觸,自己反而對曾經使中國文化變質,而成為中國文化主流的佛學,卻一無所知,好意思嗎?